国内问题金融机构风险事件最全整理及分析
图解金融
作者 | 任庄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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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营金控集团的乱象整治：明天系旗下9家金融机构被接管
2. 银行业：2019年并非起点、亦非终点
3. 信托业：四十余年历经七次整顿、目前出于新一轮洗礼和重构中
4.保险业：问题保险机构开始逐步受到关注
5.证券业：南方证券短暂辉煌后的沉寂，2002-2006年的破产倒闭潮重现
6. 一些思考
和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理念相对应，金融供给侧改革可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的股票退市、金融体系中的问题金融机构出清（即剔除无效或低效的金融机构）。在经历2018的安邦事件以及2019年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华信证券等事件之后，2020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似乎依然在重复着过往。然历史始终遵循着惊人的相似轨迹，总有轮回。可以明确的是，我们目前正处于金融行业的新一轮大洗牌浪潮中，这仿佛是特殊经济金融周期乃至政策周期下的一种常态昭示，不容置疑。
除之前的安邦系被整顿外（如相继出售成都农商行、和谐健康保险、世纪证券、邦银金融租赁等股权），明天系成为又一家被整治的金融控股集团。（一）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与证监会同时发布明天集团旗下9家金融机构（2家券商、1家期货、2家信托和4家保险）被接管的重磅新闻，接管期限由2020年7月17日至2021年7月16日（接管期限为一年）。随后2020年7月18日明天控股官微发布“严正声明”，引发市场热议（该文很快被删）。
（二）从接管缘由来看，9家金融机构也略有不同，具体如下：
1、就银保监体系下的金融机构来看，（1）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新时代信托是由于大股东明天集团违规占款、资不抵债；（2）易安财险则是由于公司治理混乱，导致偿付能力不足；（3）新华信托主要是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存在经营风险。这实际上主要针对明天系内部的关联交易，如肖卫华通过正元投资、北京新天地互动多媒体技术以及上海德莱科技等间接持有西水股份18.65%，而天安财产保险则为西水股份的子公司，其中天安财险认购新时代信托284.44亿元（其中60.40亿元的产品到期未能收回）的信托产品，导致风险被放大。
2、就证监会体系下的金融机构来看，新时代证券、国盛证券和国盛期货主要是因为隐瞒实际控制人或持股比例，导致公司治理失衡。其中国盛期货为国盛证券的控股子公司，国盛证券的母公司为上市公司国盛金控。
（三）被接管的9家金融机构均隶属于民营背景的明天系（其它还包括之前的包商银行以及恒泰证券、上海远东证券、融通基金等），很显然这是一场针对民营金控集团的乱象整治，且过程仍在持续，正如2020年7月20日银保监会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下半年的任务之一便是“依法依规处置不法金融集团和重大风险事件”。
此外，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券商体系下的中山证券和东莞证券（大股东均为处于整改中的锦龙股份）、方正证券（其控股股东及子公司被申请合并重整以及第二大股东北京政泉控股等均存在问题）、宏信证券（大股东为四川信托）以及信托领域中的四川信托、安信信托等均在一定问题，且有可能面临被整顿的风险，如果再加上银行体系下的一些地方性金融机构，意味着就整个金融体系来看，目前问题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过程应该还未结束。
2019年是银行业风险集中爆发的一年，除已成为确定性事件的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外，哈尔滨银行、成都农商行、盛京银行等同样身陷其中。当我们回看过去，便会明白2019年既非起点、亦非终点。
（一）1998年的海南发展银行：海南的疯狂与失落
虽然目前海南省以自由贸易港的身份被寄予厚望，但实际上早在脱离广东省的30年前，成立之初的海南省便被赋予较高的历史使命。不过，当时的海南拥有海南发展银行，今日的海南却只有于2012年获批筹建直至三年后的2016年才正式营业的海南银行（2016-2019年的总资产311亿元、447亿元、373亿元和537亿元），当然这算是填补了海南省长达20年无独立地方法人银行的空白。虽然这家由交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上海华信集团（叶简明为实际控制人）为其第二大股东的唯一一家海南地方性银行在成立后便竭力澄清其与海南发展银行无关，但目前来看似乎并不是特别容易、市场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
当然，海南银行在本文中并不重要，具有短暂辉煌历程的海南发展银行（仅存2年零10个月）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之一。根据统计，在海南银行诞生之前的较长时期内，海南地区的金融业一直处于低谷中，海南省的银行体系资金在1998-2010年期间均处于资金净流出的困境中，巧合的是1998年正是海南发展银行告别历史舞台的一年，这足以说明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对海南影响之大。
1、历史熟知的背景：海南地区曾经的疯狂—房地产泡沫
海南发展银行事件植根于海南地区本身。上世纪80年代，虽然仍隶属于广东省，但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隔海相望的海南地区比广东省要更加开放、更加疯狂，这在1980-1985年期间扎根于海南地区的“汽车倒卖”事件（给当时的海南政治系统带来非常大的震荡）中有较好的体现（1985年以新华社的一纸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而宣告结束）。
20世纪80年代，中国通过不断加大沿海地区的开放力度（包括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窗口平台等）来解决国内外汇储备不足、外资力量较为薄弱的困境。在此背景下，1988年4月13日海南正式脱离广东建立经济特区，1992年后中国方地区的房地产投资热情因小平南巡事件而被相继点燃（尤以海南为甚）。期间海南当地注册的房地产公司数量在1993年达到5000家左右（占全国房地产企业数量的15%左右），海南地区的商品房价格也从1991年的1400元/平方米左右快速升至1992年的5000元以及1993年的7500元，房地产泡沫问题居全国之最。
2、收拾残局、承载历史使命：海南发展银行于1995年重组成立而成
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的海南地区房地产泡沫并非孤立事件，毕竟当时的大背景是与之相伴随的信贷狂潮以及价格闯关失败（通胀水平急剧攀升）。为应对上述问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转向紧缩，致力于解决国内的金融乱象，当时的国务院朱总理在撤掉央行行长李贵鲜（1988-1993年）后，亲自担任央行行长（1993-1995年，同时任命马蔚华（后来的招商银行行长）担任人行海南省分行行长（1992-1998年）。宏观政策转向紧缩之后，海南省的房地产业开始冷却，但泡沫破来之后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烂尾楼景象随处可见、大量沉淀资产急待盘活，海南地区的很多信托公司也因此而陷入困境，海南金融体系遭受重创。
为此，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专门找到江总书记，申请在海南地区成立一家股份行，以解决所面临的困境。当时的人行海南省分行行长马蔚华则建议将海南已经出问题的几家信托公司重组成一家商业银行，并得到了央行副行长郭振乾的特批以及国务院领导的同意。这就是海南发展银行成立的大背景，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海南发展银行的成立本身就承载着收拾残局的历史使命。
1994年12月，海南发展银行筹备组正式成立。1995年5月，海南地区的五家信托公司合并重组为海南发展银行，这5家信托公司分别为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即海口分行）、蜀兴信托投资公司（即海口蜀兴支行）、海口浙琼信托投资公司（即海口汇南支行）、海口华夏金融公司（即海口华夏支行）、三亚吉亚信托投资公司（即三亚分行）。海南发展银行成立后，上述5家信托公司随即消失，其债权债务关系也完全转移至海南发展银行（债务规模达到50亿元）。1995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6.77亿元的海南发展银行正式开业。1996年12月，海南发展银行的总资产、存款和贷款分别为86亿元、40.50亿和36亿元，较开业前分别增长94.30%、152%和97.80%。
3、承接历史债务、适逢金融危机，海南发展银行短暂辉煌后却难掩困境
如果仅是单纯地承接上述5家信托公司约50亿元的债务，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海南省城信社体系的困境也越来越突出，据悉当时海南地区34家城信社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为137.08亿元和141.53亿元）。为此，1997年海南省政府和人行海南省分行联合出台《处置海南城市信用合作社支付危机的实施方案》，拟将33家海南城信社信用社并入海南发展银行，这意味着海南发展银行承接的债务压力大幅上升。
更为不幸的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债务压力（下文即将提到的广东国际信托以及当时广东将近1000家中小金融机构破产重组等事件便发生于当时）。在此背景下，海南发展银行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被挤兑的压力，起初央行和海南省政府还分别提供40亿元再贷款和7亿元的财政资金来予以支持。但1988年3月央行停止再贷款，导致海南发展银行不得不推出限额取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心理和挤兑风潮。
4、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退出历史舞台，海地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
1998年6月，央行海南省分行召集海南发展银行董事会会议，会上央行银行司司长蔡鄂生宣读了关于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的决定，其理由是“违规经营以及遭受挤兑”，使海南发展银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破产的银行。
时任海南省副省长汪啸风无奈感慨“海南发展银行如果关闭，海南的经济会倒退十年”，这句话直到目前仍像是一句魔咒。在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后的16年时间里，海南地区再没有诞生新的本土金融机构，甚至海南银行体系资金也长达十余年没有出现净流入，海南省自1998年后陷入了长达10-15年的经济沉寂期和16年的本地银行机构空窗期。
（二）2001年被停业整顿的汕头商业银行：重组后于2011年才重新开业
汕头市商业银行算是本世纪之初银行业风险事件的一个小小缩影。1997年2月由汕头市13家城信社合并组成的汕头市商业银行，在其以新身份问世仅仅四年后，便因高息揽存、挪用资金以及大量发放表外贷款等原因而陷入危机，2001年被央行勒令停业整顿。根据网络公开查询到的信息，当时汕头市商业银行约100亿元的放贷资金中，有40多亿为坏账（不良率高达40%）。
巧合的是，汕头和海南省一样，同属五大经济特区之一，海南发展银行的前车之鉴让汕头心有余悸。在停业整顿过程中，汕头市政府经过一系列努力引进了侨鑫集团、哈尔滨银行等机构对汕头市商业银行进行重组，并将其更名为华兴银行（广东省政府最初建议重组更名为“南方银行”、但未获通过），不过这家新成立的银行直到2011年9月才正式开业（注册地依然在汕头、但运营总部在广州）。
（三）2019年的问题银行：包商银行、锦州银行与恒丰银行
和海南发展银行不同的是，2019年的问题银行大多源于中国东北与华北地区。始于2014年的地方性银行风险排查，直指中国的17家高风险银行机构，2016年这一数值降至7家。2019年以来，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问题银行事件颇为惹人注目，而诸如哈尔滨银行、成都农商行以及盛京银行的股权调整事件也屡屡引起关注，这算是一个缩影。
1、包商银行：央行与银保监会接管后，另起炉灶重组成立蒙商银行
（1）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被央行与银保监会接管（建行充当接管人），导致市场为之大震，包括地方性银行在内的中小金融机构在2019年二季度后的较长时期内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困境。
（2）包商银行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商行（在全国城商行体系中的排名约为15名左右），被接管时规模接近6000亿元。当然撇开此次风险事件之外，包商银行在零售业务方面取得的成绩依然可圈可点。
（3）包商银行是15年以来监管机构第一次下决心要处置的金融机构，其政策宣示意图较为明显，打破刚兑的战略导向也比较突出。
（4）包商银行是典型的明天系集团成员之一，该事件的最终处理结局是新成立一家银行（蒙商银行），并将原包商银行的四家省外分行转让给徽商银行。其中蒙商银行的股权构成分别为存保基金（27.50%）、内蒙古财政厅（16.67%）、徽商银行（15%）、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5%）、建信投资（5%）、内蒙古电力（8.33%）、内蒙古高等级公路（8.33%）、内蒙古金融资产（5%）和内蒙古公交投（5%）、包头市财政局（2.08%）和北方稀土（2.08%），也即这是一家由内蒙古地方政府控股的地方性银行。
2、锦州银行：AIC与AMC、地方政府进场接盘，进行债务重组、增资扩股
和包商银行另起炉灶不同得是，锦州银行的处置方式则是通过债务重组来完成，即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风险资产、增资扩股等。
（1）锦州银行（港股上市银行），以曾经夸张的规模增速（增速最高达40%）和利差空间（高达3.50%以上）等标签而成为当时最激进的地方性银行，资产规模曾一度位居城商行第9，且备受地方监管机构青睐甚至背书。
（2）锦州银行作为上市银行，影响更大，且其内资股东多为民营企业，而其产生的大量不良资产除与关联内幕交易有关外，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经济下行周期所致。因此监管部门对于锦州银行的处置要比包商银行更缓和一点，债转股的成分要多一些，即进行债务重组（引入工银金融资产投资、信达投资、长城资产等战略投资者），以解决锦州银行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3）2020年7月10日（原定于2月20日召开），锦州银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锦州银行事件的最终处置结果是通过不良资产出售、定向发行债务工具等来完成，即通过风险资产处置、增资扩股等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具体来看，锦州银行以450亿元向汇达资产出售账面价值为1500亿元的不良债权资产，同时定向认购（豁免本金）由锦州锦银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辽宁金控集团及存款保险基金设立的实体）发行的750亿元债务工具。
（4）锦州银行风险事件处置完毕后，增资扩股62亿股，其股权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成方汇达（及其一致行动人）与辽宁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分别持股37.69%和6.65%（合计达到44.34%，工银金融资产投资、信达投资的持股比例分别由之前的10.82%和6.49%降至6.02%和3.61%。
3、恒丰银行：中央汇金和山东省政府共同作为重组方，大幅增资扩股
恒丰银行因之前连续两年未披露2017年与2018年年报以及行内公司治理存在较大漏洞、资产质量恶化严重等问题被监管部门托管，不过相较于包商银行以及锦州银行的处置方式，恒丰银行的风险处置则更显财大气粗。
（1）恒丰银行（源于1987年11月21日成立的烟台市住房储蓄银行），12家股份行之一，山东省本土第一大银行，网点遍布广泛，其总资产规模在2017年最高时曾达到13289亿元（2015-2016年分别为10682亿元和12085亿元），2018-2019年的总资产规模分别压缩至10464亿元和10288亿元（2020年3月和6月底分别变为10064亿元和10392亿元）。
（2）由于恒丰银行牵扯的利益相关方较为复杂，且涉及到省市两地以及山东省政府与监管部门之间的资源争夺和博弈，因此其最后的命运是由中央汇金和山东省政府共同作为重组方，注册地也由烟台牵至省会济南。
（3）恒丰银行事件处置方式同样通过债务重组、增资扩股等路径完成（当然还包括全部更换了恒丰银行的管理层）：
第一，2019年12月19日，恒丰银行以799.57亿元的价格将1438.90亿元不良资产（含债权本金、风险敞口余额以及未偿价款）转让给山东省资管。
第二，2019年12月，恒丰银行召开临时股东会决定将公开发行1000亿股普通股（每股定价1元），2020年4月23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恒丰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恒丰银行将注册资本由112.10亿元增至1112.10亿元，使恒丰银行的注册资本在国内银行业中仅低于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高于国有六大行中的交行和邮储银行。通过以上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后，恒丰银行的股权结构分别变更为中央汇金投资（53.95%和持股600亿股）；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32.37%和持股360亿股）；新加坡大华银行（3%和持股33亿股）。
增资扩股后，恒丰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也分别由2018年的-13.65%和-11.14%大幅提升至9.68%和12.26%，而恒丰银行将自己的未来业务重点由之前的同业业务转向了零售业务，其坏银行的标签也正慢慢弱化。
（四）其它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除以上典型风险事件外，还有其它事件需要略微提一提。
1、成都农商行：四川省政府、成都武侯区与高新区入场接盘
（1）成都农商行主要受困于安邦集团。源于2009年12月成都农信社的成都农商行，一度位列我国第一大农商行（安邦于2011年入驻、成都市政府当时对此意见较大），2017年总资产规模便已经达到7056亿元（2018与2019年分别缩表至6231亿元和4850亿元）。2018年12月12日安邦在北金所挂牌成都农商行35亿股权（合计168亿元、安邦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比例高达45%）。
（2）成都农商行的处置方式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和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具体如下：
第一，2019年10月12日，成都农商行将持有的邦银金融租赁股权转让给中原银行。
第二，2020年4月10日，四川银保监局批复同意成都兴城投资集团（四川省国资委100%持股）受让安邦集团持有的成都农商行35%股权，安邦正式退出。
第三，2020年6月3日，四川银保监局批复同意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成都武侯区国资委100%持股）和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成都高新区财政局100%持股）联合受让成都农商行10家股东（中乒投资集团、上海文俊投资、北京涛力投资管理、浙江瑞信物资、金堂通明投资、成都新津瑞凯投资、大邑兰新投资、天津市中乒北奥汽车销售服务、广州劲荣投资、浙江国恒实业）20.50%股权，股权变更后，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和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分别持有10.50%和10.00%。
2、哈尔滨银行：转向由黑龙江国企控股
（1）哈尔滨银行（在天津、重庆和成都等省外地区设有分行），黑龙江省第一大城商行、城商行第12位、拥有哈银消费金融等1个非银机构、东北第一家上市银行（2014年3月31日在香港上市），其总资产规模由2019年上半年的6234亿元缩表至2019年底的5831亿元。
（2）2019年11月15日哈尔滨银行发布公告，明确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及黑龙江同达投资分别受让哈尔滨银行黑龙江科软、黑龙江同达、鑫永胜、天地源远、拓凯及巨邦部分股东持有的哈尔滨银行股权，哈经开和黑龙江省金融控股集团受让后分别持有哈尔滨银行股权的29.63%和18.55%。
（3）2019年12月12日，黑龙江银保监批复同意黑龙江省金融控股集团和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分别受让哈尔滨银行股权，受让后持股比例分别为18.51%和29.63%。同时在哈尔滨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还有两家明天系保险公司，即富邦人寿（7.03%）和华夏人寿（4.43%）。其中华夏人寿已于今年7月17日被接管。
3、盛京银行：恒大的色彩越来越弄，持股比例扩大至36.40%
（1）盛京银行（前身为沈阳市商业银行、2007年更名），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商行、亦是港股上市银行，2019年总资产规模达到10214.81亿元，在134家城商行中一度位居第五。
（2）2012年与2016年新湖集团和恒大地产相继入驻盛京银行后，其总资产规模在2014-2017年期间大幅扩张至5034亿元、7016亿元、9055亿元和10306亿元。2016年8月盛京银行前董事长张玉坤突然辞任，且2017年开始盛京银行先前依赖的房地产业务（以同业非标的形式存在）风险开始逐步暴露（2016年不良贷款率由先前的0.42%大幅提升至1.74%），2018年起盛京银行的经营开始出现恶化、资产质量压力上升明显。
（3）盛京银行的背景具有明显的恒大色彩，2019年5月中国恒大常务副总裁邱火发出任盛京银行董事长、盛京银行行长邱强出任恒大副总裁便是一例。
（4）实际上早在2016年4月28日，恒大便与盛京银行5名内资股股东签认协议，持股盛京银行的股权比例为27.24%，不过2016年5月由触及港交所“上市公司公众持股水平不得低于25%”的监管红线，恒大持有盛京银行股份降至17.28%。2019年6月恒大集团附属公司恒大南昌有条件认购盛京银行增发的22亿内资股，2019年11月28日恒大在盛京银行的持股比例将由之前的17.28%扩大至36.40%，恒大对盛京银行的控股权进一步增强。
（一）信托行业目前正经历新一轮洗礼与重构
1、信托行业的发展历程承载着金融业的发展痕迹，有过繁华也曾留下遗梦，同时信托业也是我国最具创新能力与诉求、历经整顿最为频繁的一类金融行业，在防范金融风险、回归金融业务本源的政策导向下，信托行业同样处于转型的通道中，信托公司之间的分化也更为明显，而目前信托行业也正处于第七次整顿大潮中（已有3家信托公司2019年出现亏损的情况）。
2、2013年以来，我国信托公司数量稳定在68家，再未发生过变化。事实上除68家信托公司外，尚有2家处于破产过程中，分别为吉林泛亚信托和金新信托。此外随着2017年7月万科以551亿元竞拍获得广国投旗下子公司-广信房产的所有投资权益及债权（也即位于广州核心区域16宗可开发土地），也意味着悬着将近20年的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清算过程正式结束。
3、目前已有华宸信托（2018年与2019年分别亏损1.19亿元和0.60亿元）、华融国际信托（2019年亏损0.92亿元）以及安信信托（2018年与2019年分别亏损18.33亿元和39.93亿元、今年一季度亏损6.65亿元）等3家信托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且没有进一步改善的迹象。事实上除新时代信托和新华信托已被接管外，华信信托、山西信托和四川信托的经营情况也较为不理想，未来可能会面临被整顿重组的风险。
（二）细说历史上那些消失的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最早的名称多带有“国际”和“投资”两个词，品牌形象相当突出。但是在历经数轮整顿后，目前多数信托公司已今非昔比，一些信托公司也因被整顿重组而退出历史舞台，具体如下：
（三）广东国际信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打破刚兑的最典型案例
广国投（即广东国际信托）虽然不是国内第一家信托机构破产案例，但影响却很大，这是因为广国投在破产之前承载着很多荣耀和使命，如全国第二大信托公司（仅次于中信信托）、第一批窗口公司等等。
1、成立之初：广国投作为窗口机构、肩负着重要使命
（1）改革开放之际的1978年，荣毅仁向小平同志提出“设立国际性的信托投资公司、以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资金”的建议，正式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信托行业发展的大幕，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成立，随后广东也于1980年7月顺应政策导向成立广国投（注册资本达12亿元）。
（2）1989年，为进一步吸引外资、弥补外汇的不足，国务院明确规定中行、交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等四家中央级金融机构以及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大连、海南等六家地方级信托投资公司为窗口发债公司，广国投便名列其中，承担着吸引外资的重要使命。
（3）事实上自1983年起，广国投便开始大规模向海外市场发债，并与美、日等国数十家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海外融资规模高达50亿美元，而当时的广国投的总资产也仅为330亿人民币左右。
2、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地方金融机构受到明显冲击
（1）亚洲金融危机使开放程度最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最为突出的广东省最先受到冲击，广东本地金融机构自然而然也无法避免（当时广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仅不到4.50%，一些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甚至不到2.50%），与此同时广东本地中小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挤提事件也开始频繁发生。
例如，1996-1998年期间，建设银行恩平支行和当地农信社先后发生挤兑事件，中山阜康镇城信社、高科技开发区城信社以及湛江、揭阳、茂名、汕头、汕尾等地农村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在此期间，央行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下发了《关于城市信用社动用存款准备金有关事宜的通知》。
（2）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现在的提法比较类似）的政策大背景下，1997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地方信托机构、农村合作基金和城市信用社的支付缺口均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中央不救助”。
仅1997-2000年期间，广东省内便发生了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以及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被关闭等重大事件。
3、广国投和粤海事件的权衡：广东最终选择放弃广国投、选择救助粤海
金融危机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浪潮下，救助广国投或救助粤海成为摆在广东省前面的一道选择题（事实上广发银行当时也身陷囹圄），但受自身财力约束，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王歧山经过多重权衡选择救助粤海。
（1）危机出现之前，粤海系相关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为287.56亿港元和489.86亿港元（资不抵债达202.30亿港元）；广国投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为214.70亿元人民币和361.70亿元人民币（资不抵债达147亿元）。
（2）粤海不仅是港股上市公司、亦于1994年成为恒生指数成分股，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涉及个人投资者较多、影响较大，再加上当时信托行业正处于整顿之中，使得广国投成为时代的弃儿。
不过，广国投的破产清算还有更高层面的背景，当时的江主席明确指出“希望广东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为全国提供更多的有益经验”，朱总理则指示“广东要参照国际惯例审慎这起破产案件，并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会上专门对此发表讲话”。
4、破产清算过程历经近20年：涉及债权人494家，涉案标的达467亿元
当然广国投的破产清算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从1998年破产公告开始算起，大致经历了20年（2017年才算正式结束）。具体过程如下：
（1）1998年10月，央行决定关闭广国投。
（2）1999年1月，广东省高院宣告广国投破产，披露了相关信息。第一，涉及债权人494家、涉案标的467亿元，海外债务规模达50亿美元。第二，广国投向500余家省内外、境内外的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90%为逾期贷款，超过80%的股权投资经营较为困难）。第三，1993年5月-1997年5月期间，广国投还以委托投资、项目入股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开展高息揽储业务。
（3）2003年2月，广东省高院宣布广国投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广国投及其三个全资子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广信企业发展、广东国投深圳公司的清偿率分别为12.52%、28%、11.50%和19.48%。
（4）2017年7月，万科以551亿元竞拍获得广国投旗下子公司-广信房产的所有投资权益及债权（也即位于广州核心区域16宗可开发土地），至此广国投破产案件的破产清算过程正式结束。
5、历史意义：广国投事件为重组粤海、打破刚兑等打开了局面
在下定决心推动广国投破产后，广东对于其它金融机构的处置显得更为得心应手，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成功完成粤海重组事宜。广东省政府当时聘请高盛作为投行中介（据说高盛CEO保尔森也是在这个时候和中国政府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并提出与债权人共同承担损失的基础上重组粤海（涉及债权银行120多家、债权持有人超过300多家、贸易债权人达到1000家）。虽然遭到债权人的一致反对，但在广东省政府的坚持下，最终于2000年12月达成了粤海重组的最终协定（广东省政府付出30.20亿美元的代价使全体债权回收率达到57.23%）。
（2）打破了窗口公司的国家信用信仰。2003年国务院转发商务等部门《关于改革内地驻港澳地区“窗口公司”管理模式意见的通知》，宣布取消“窗口公司”的称谓，窗口信用制度正式告别历史舞台。
（3）推动地方金融机构的问题解决。1999-2000年期间，为进一步解决广东地方金融机构的问题，广东省政府向中央贷款450亿元、央行广州分行则增拨70亿元再贷款额度。在此基础上，广东省对147家城信社1063个分支机构、116家国投及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843家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停业整顿。其中，东莞国投、深圳国投以及粤财信托（省政府财政厅背景）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规范保留，省属华侨信托则被改组为一家实业公司。
（一）保险行业的问题金融机构过去较少讨论，也很少被提及，不过2020年7月17日被接管的9家金融机构中，便有4家为保险公司（华夏人寿、天安人寿、天安财险、易安财险）。
（二）在国内保险行业的历史上，被接管事件也曾发生过几次。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此次托管天安人寿的新华人寿，在2007年也曾因其董事长关国亮挪用资金130亿元而被托管，2007年5-7月期间保监会首次运用了保险保障基金收购新华人寿38.815%的股权、2009年9月新华人寿的股权被保险保障基金转让给中央汇金后成功实现退出。再比如，2007年中华联合保险也因经营不善出现64亿元的巨额亏损，2009年新疆兵团将中华联合61%的股权转给保监会托管，2011年保险保障基金通过多次增持、最终持有中华联合保险91.49%的股权（2016年退出）。
（三）在此次金融供给侧改革中，保险领域中的安邦保险也同样引起关注，不过2020年2月22日安邦保险成功更名为大家保险集团（保险保障基金持股98.23%、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持股1.2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持股0.55%）。2020年7月21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监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的通知》，实际上也防范保险领域重大风险的重大举措之一，该通知明确将87家财险公司和13家再保险公司划分为直接监管公司和属地监管公司。其中，直接监管公司36家，由银保监会承担监管主体职责，其余64家为属地监管公司，由属地银保监局承担监管主体职责。
（一）证监会体系下的券商行业运作更市场化、并购更为频繁
和银保监会体系下的金融机构相比，证监体系下的金融机构运作则更为市场化、相互之间的并购也更为频繁，因此证监会体系下的金融机构稳定性要明显弱于银保监会体系下的金融机构，这在券商行业中尤其明显。相关信息整理如下：
1、申银证券先后合并万国证券（因327国债事件）和宏源证券。
2、1998年君安证券因MBO事件被国泰证券合并。
3、东方证券2005年托管北方证券。
4、2009年海通证券收购大福证券。
5、2012年中信证券收购里昂证券。
6、2015年国金证券收购粤海证券、西南证券并购国都证券。
7、方正证券收购民族证券。
8、2017年中金证券收购中投证券等等。
9、2019年天风证券收购里昂证券和恒泰证券、中信证券收购广州证券。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中信证券便陆续成功收购万通证券、华夏证券（中信证券和中国建银分别出资16.20亿元和10.80亿元将华夏证券重组为中信建投）、金通证券、里昂证券和广州证券，以不断壮大自己。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将自有资金用于股东融资、以购买和租赁房产名义向关联方划款、以券商资管客户的资产为股东提供融资而于2019年11月15日被证监会接管的华信证券（据悉目前正由宁波开发投资集团发起设立的甬兴证券正在计划接收华信证券的资产）算是自2007年汉唐证券破产清算以来的又一家清算券商，如果再加上2020年被托管的新时代证券和国盛证券，则2019-2020年合计算起来有3家券商被托管。
（二）2002-2006年券商倒闭潮：熊市期下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
大量开展表外理财业务和自营经纪业务的券商在长达四年的熊市行情中（2002-2006年）业绩急剧下滑。在此背景下，南方证券、中经开信托投资、汉唐证券、华夏证券、大鹏证券、联合证券等20家余券商因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债券、集中持股、违规保本保底理财、账外经营等违规业务而被关停（德隆系的崩溃也是在这个时候）。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上半年证监会曾做过一次压力测试，即按照当时券商的业务结构，一旦出现沪深300指数下跌至2500点以下（相当于上证综指2300点以下）、股票市场日均成交金额在1500亿元以下，境内股票市场筹资金额在5100亿元以下等情况时，国内60%的券商将会出现亏损，这一结论实际上直到目前仍然适用。
（三）南方证券：短暂辉煌后的沉寂
1、出身高贵
借着小平南巡的政策东风，1992年12月21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10亿元的注册资本在深圳联合发起成立南方证券（当时全国仅有华夏证券、国泰证券和南方证券的注册资本达到10个亿），据悉当时的证监会在迁入北京金融街之前还曾在南方证券位于北京市的办公大楼里寄居长达三年多。
2、乱世辉煌
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南京证券便开始崭露头角，即便亚洲金融危机也没能阻挡南京证券的步伐。例如2000年末，南方证券承销业务位居全国第一、经纪业务位居全国第三，总资产规模也接近400亿元。但是过多的扩张步伐势必伴随着相对粗放的增长模式，风险隐患也在不断放大。
例如1998-2001年牛市期间，南方证券通过自营业务带动巨额表外理财业务，吸引了近100亿元的委托理财规模（当时南方银行的表内总资产也仅400亿元左右）。此外南方证券还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上较为激进。可以说如果不是之前在自营业务、表外业务上的对冲以及股票牛市行情的支撑，南方证券可能会提前面临财务困境，但这种支撑的力度显然不具有持续性。
3、危机爆发
2001-2005年，中国股市陷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南方证券先前较为依赖的自营业务和表外理财业务开始逐步暴露风险，并在2003年10月全面爆发。
第一，为满足大量表外理财客户兑付本金和收益的要求，南方证券在不得不挪用客户保证金来铤而走险（当时客户保证金规模和表外理财规模差不多均为100亿元左右）。
第二，但情况并没有改善，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因挪用客户保证金和巨额亏损的自营业务被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宣布实施行政接管。
第三，2005年2月央行提供80亿元再贷款以助力南方证券偿付保证金，2005年4月28日证监会责令关闭南方证券（当时南方证券整体负债规模高达228亿元）、2005年4月29日南方证券正式进入清算阶段、7月15日央行批准建银投资发行100亿元金融债（用以重组南方证券、华夏证券、中国科技证券等券商）、8月1日建银投资在承接央行87亿元再贷款的基础上以3.5亿元收购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9月28日中国建银投资在深圳宣布成立。
2006年8月16日，南方证券正式宣告破产，资不低债达121亿元。
（一）实际上除上述金融机构外，还有很多金融机构的出现与逝去被淹没，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不过背后的推动力量总有相似和共通之处。可以明确的是，现在是很多问题金融机构股权频繁变更的时期，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二）回溯来看，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过去的问题金融机构大多集中于中国最为开放、市场化运作最突出的南方区域（如南方证券、海南发展银行与广东国际信托等），而近期的问题金融机构则更为分散化，或者说以北方金融机构为主。
（三）需要明确的是，问题金融机构的出清具有典型的政策背景，而政策周期无疑是问题金融机构问题爆发的催化剂。1997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拉开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大幕，并开启了市场化债转股、成立了四大金融AMC，导致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等问题金融机构出清。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身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大背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及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旋律重新响起，与之相伴随便是前文一些问题金融机构风险的逐步暴露。
（四）鉴于特殊的经济金融和政策环境，中国的地方金融机构大多沦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在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身上有较明显的体现，地方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同样也会有，且更严重。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多数城投平台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在不断兼并重组的同时，必然会有一部分来承接问题金融机构的股权，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金融机构股权问题中的进入与退出是历史周期的轮回与缩影。特别是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背景下，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目前11564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需要被大量兼并、整合，一些融资平台甚至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应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五）可能没有人注意到，2019年与2020年的两次银保监会大检查均专门提及“高息揽储”这一表述，要知道“高息揽储”也是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被接管时的官方用语。本质上看金融机构的高息揽储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的高成本借债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因此当我们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企业时，没有理由不担心那些正处于高息揽储状态下的金融机构。
（六）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金融机构和一些城商行的风险仍然值得重视，需要给予关注。实际上近期已有新疆伊川农商行、辽宁营口沿海银行、山东邹平农商行、河南修武农商行、河北衡水银行、河北保定银行、山西阳泉市商业银行等银行出现挤兑事件。
（七）根据我们的梳理，问题金融机构出现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地域性特征比较突出，即出现风险事件的银行主要集中于东三省、天津、云贵川渝桂、内蒙古等地区，这些地区的特征是债务压力较大、地方财力薄弱、市场自由度不高、政治性意味较浓以及高债务推动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比较突出，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债务相关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2、风险事件通常与民营企业、房地产企业、大股东、中小企业等有关，一旦大股东出现问题，由关联交易而形成的信用风险会急剧恶化。而中小企业对经济金融环境、政策周期的敏感性更大。同时房地产企业由于受政策周期影响较大，房地产企业本身资金链条的不稳定也会涉及到商业银行。
3、出现风险事件的问题金融机构往往会沦为其股东、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平台，其发展前景对当地经济和资金链条的依赖性较强，在银行中便体现为不良资产的不断累积、隐匿和转移以及同业资产的过度放大，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风险积聚往往会涉及到授信客户违约票据、权证、大量设立空壳公司、重复滚动抵押与出质等问题。
4、目前多数银行隐藏不良的方式往往也是其风险的主要来源，如通过发放贷款承接不良会导致对新增客户的进一步依赖（如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等）、通过上市在股票市场中化解（将不良转让给第三方化为股权并在股票市场中变现）会面临政策和退出风险。
整体上看，对于银行业而言，避免上述风险事件进一步爆发的出发点仍是万变不离其宗，即内外客户要足够多元丰富，具体看为中小股东股权要足够分散、存款来源要足够丰富、资产投放要足够广泛，具体为多元化拓展资本补充方式（分散股权过于集中风险）、全力拓展零售小微客户（分散资金来源和授信集中度风险）、提升大类资产配置特别是标准化资产配置能力（避免监管风险）、提高大客户和战略客户授信质量及综合金融服务以及优化地域风险等。
（八）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监管部门无非是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债权转让）、老股东的缩股、地方政府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引入保障基金（退出方式可选）等方式来完成，而对于一些问题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往往还会采取直接注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处置基金、设立过桥银行等方式来推动改革和重组。不过，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九）问题非银金融机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更加引起关注，特别是对影子银行、交叉金融业务依赖较大的信托公司以及民营金控集团旗下的非银金融机构。不过这里有一点可以明确，即重点关注保障基金以及国有资本介入的问题金融机构所属行业领域，通常情况下保障基金或国有资本的介入只是权宜之计，其往往会在2-3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退出，这就意味着该领域在2-3年的时间里可能会有一些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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