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生代企业家的自白：传承和创新都是接班的重要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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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年龄的增加，“新生代”企业家正进入密集接班期。

以2018年新财富数据来看，我国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接近7成。然而，在企业传承上却出现了“双九困境”——90%的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不愿意接班。目前，如何破解传承困境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所忧虑的问题。

慧谷家族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传承专业平台，发起针对慧谷家族平台上的企业暨中国知名企业家的家族传承发展访谈，本期内容为创始人陈婷女士，联合《家办新智点》对话新生代企业家代表、东方剑桥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于越先生，畅谈东方剑桥教育集团的接班心得，以及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带领企业破局的经验。

东方剑桥经过35年的发展，现已成长为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多元化教育集团。在企业传承上，东方剑桥已顺利完成从创一代于松岭到新生代于越的交棒。我们对于越进行了深度访谈，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本文由慧谷家族新媒体内容合作方《家办新智点》撰写。

01
接班的“艺术”

作为新生代企业家，我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已经十余年了，相信现在我的父亲可以放心地将企业交给我了。

出任东方剑桥教育集团总裁以来，我最深的体会是，新生代企业家需要认识到——接班并非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一定要深入参与企业经营。

很多新生代企业家在接班后，会选择开除或边缘化老员工。在我看来，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员工最重要的品质是忠诚，能力排在其次。如果一个员工对企业缺乏忠诚，即使个人能力再强，作为领导也无法放心任用。

在这一点上，老员工通过时间证明了自己对于企业的忠诚。此外，经过多年创业磨砺，老员工们顺利将企业带入传承阶段，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只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环境，新生代企业家需要和老员工积极沟通，顺势而为。

但是，对于不懂业务、全凭亲情关系留在公司的“老臣”，我选择了淘汰。在我的父亲心目中这些“老臣”都很重要。因此，我要想淘汰这些人，首先需要得到父亲的支持，我需要让父亲认识到这些老臣也该“退休”了，只有这样我才能让他们离开。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一番博弈。

面对工作，我非常理性，甚至在外人看来有点“六亲不认”。事实上，如果亲戚缺钱，我给他们都可以，但是我不能放任他们在企业中胡作非为。我在内心不断问自己，当他们在公司里乱来的时候，是否在乎过亲情？如果他们都不在乎我又何必在意？因此，在大势不可逆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给公司的文化和利益造成严重的影响和侵害的人，我肯定不会再讲任何条件，而是直接淘汰。

回顾来看，在我接班的过程中，除了如何平衡老员工的关系之外，如何处理与父亲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在我正式接班东方剑桥后，我的父亲形式上退休了，但是出于尊重，我会定期向他汇报集团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让相关负责人去向他请示拍板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

作为子女，我必须关照老爷子退休后的内心感受，让他能够通过另一种方式在企业发展中获得很强的参与感。而且，多听取父辈的意见，也有助于企业少走弯路。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征求父亲的决策意见前，一定会将方案完善至可以预测到他会直接同意。但凡一件事情有被父亲否定的可能性，我就先不汇报了，直到方案更加成熟。通过与父亲的十年的磨合，现在我很清楚什么事应该在什么节点和父亲说、说到什么程度。

在达到这一默契的状态之前，由于我与父亲性格上的差异，我们也经历过一段相对“黑暗”的时期。父亲的行事属于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风格，而我的性格则相对理性温和。譬如他生气时会训员工，但是当员工绷不住哭了，他又反过来安抚员工不要哭了。我和员工沟通时语气稍微重一点，他们就知道我生气了，不需要通过拍桌子传达情绪。

新生代企业家在进入企业后，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创一代的另外一面。即使是父亲，他在家里的状态和工作中的状态也完全不同。

一直以来，中国的创一代们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都希望将家业传给子女。在国外，很多企业家都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从心态上来说，作为新生代企业家在接班时，无论家里明面上给了一个什么职位，我们需要认识到父辈是企业的创始人，是“老板”，新生代企业家在接班的过程中要具备“职业心态”。

此外，新生代企业家在继承家业时，对父母要怀有感恩之情。我从小亲历父母下海创业，看着他们经过非常艰苦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一切，深知他们不易。对于新生代企业家们来说，我们需要认识到，父母为子女付出并非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当新生代企业家能够心怀感恩和孝顺之情，在面临代际冲突时就能率先让步，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上，都是我在参与集团经营和接班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波折之后，所得出的感悟和心得。

02
继承与变革

我从小在大学的院子里长大，对教育行业一直怀有很大的兴趣。我还记得在高考结束后的暑假里，自己在哈尔滨开了一家书店，以“高考学霸”作为招牌，很多家长和学生前来咨询高考相关学习方法，最终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此后，我还受邀到校园里为学弟学妹分享高考的秘籍，以纯公益的方式向他们推广高效的学习方法。

当我意识到，自己未来会接手集团时，大学填报志愿我便选择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此后研究生在英国华威大学进修组织研究，回国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的教育管理学博士。

步入职业生涯后，我也曾有机会进入投行，但是考虑到自己未来要管理企业，最终选择在西门子学习外企的管理方法。此后一年，我进入中信资本通过私募投资，接触到诸多不同的行业。这些都为我之后在集团工作提供了很有意义的经验和借鉴。

2006年，我正式进入东方剑桥，但是当时一心渴望自己独立做出些业绩。

基于东方剑桥教育这条主线业务，我调研发现，在学前领域，尚未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幼儿园知名品牌。从投资角度来看，幼儿园的投资体量小，且可复制能力很强。综合因素考量下，我下定决心做幼儿园这一方向，当时我的野心就是将其打造成为全国第一，六年之后我们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如今复盘来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战略非常明晰：譬如在兼并收购的节奏上，我们相比竞争对手早半年以上。在我们完成收购之后，对手甚至去以10倍的价格去收购标的，这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在城市和地域选择上，我们也根据市场情况严格控制把关，考量应该进入哪些城市，避免了走很多弯路。

当时我们负责这一业务的很多高管均非教育出身，我的父母对此质疑道，你的团队根本不懂教育，怎么能做成这件事呢？事实证明，团队跨行业的背景成为了我们的优势之一，他们利用自身在其它领域的经验，创新地解决了教育行业中的很多问题。

我观察到，由于新生代企业家们的良好教育背景，接班后通常很容易“自以为是”。譬如新生代企业家在刚接手企业后就全面否定原有的管理模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革。在我看来，新生代企业家在接班企业时，更多的是继承，而非创新。如果新生代企业家没有继承好企业，创新也无从谈起。

对此，我的建议是，新生代企业家们进入企业后在没有自己创造价值之前，要抱以虚心的心态先去学习，不能过于自以为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很多挑战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并非靠书本中的理论或小聪明就能化解。譬如企业在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方面，要求管理者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而年轻的新生代企业家们几乎都不具备这一能力。

03
破局

对于民办教育机构而言，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2018年国家出台民办幼儿园的相关政策，即对东方剑桥的业务产生了直接影响。今年，多地出台相关政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规模占比将控制在5%以内。

现在整体民办小学、初中占比大约10%~20%，但是在一些城市和地区，民办学校占比是比较高的。这意味着很多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需要考虑未来的方向。同时，多地政府基本都不批复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了，已有民办学校的招生政策也需要明确与公办学校的关系。

当前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很多政策还在进一步明确，面对变化，我们会先做好这几件事：

在义务教育阶段，面对政策的严管，我们如何将已有的存量部分做好，做到符合规定让它存活下去，成为市场中的5%至关重要。

对此，我们的思路很明确——即使个别学校能够申请为盈利性质，我们仍以非盈利学校思路去运营，严格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同时，我们也不打算将自身业务资本化，只希望这些学校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从这一维度出发，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在新业务探索上，我们针对学前领域成立了一家专门做数字化转型的公司。

我们研发了一套以“习惯养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投入了很大一笔资金聘请了国内外专家进行相关研发。目前这套课程经过与上百家幼儿园数年磨合，不断趋于完善。我们以这套课程为切入点，推进学前教育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数字化转型，教育行业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行业的数字化牵扯的范围很广，譬如运营管理、以及如何利用大数据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等。在我看来，通过数字化课程抓住老师和家庭两端，行业才有可能慢慢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职业教育方面，我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希望打造一个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与供给数字化教育平台，使职业教育和市场需求之间更加匹配，企业和学校做到真正“相互了解”。在这一业务上，我们面向的不是985、211的大学，而是核心针对应用型本科大学，以及高职院校等。

我们开始了职业教育相关的规划，是因为看到了问题和市场需求——东方剑桥的业务范围覆盖了大学、专科学校、中小学等，我们很清楚高校教育在就业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企业在用人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比较清楚。

过去几十年中，学校不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企业也不了解学校的教学体系。面对这样的脱节，企业所招聘来的人才往往无法直接上手工作，甚至需要培训3个月甚至半年才有可能真正上岗，这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成本。譬如中国某软件开发公司在2020年招聘了5万编程人员，但最终流失了一半的人员，每年的招聘成本高达数亿……

我们和企业走得很近，同时也比企业更懂学校，在搭建校企平台上就很顺畅。因此，我们相对于仅有IT背景的团队所搭建的校企平台有一定优势。从我们自身出发，如果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节省用人成本，相信一定可以创造很高的价值。

我心中的愿景是，通过搭建产教融合的数字化平台，能够服务于中国所有的高职院校和应用型大学，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市场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这一业务能够成功，我认为其意义超出了仅创办一所大学。

在关键路口，企业的每一个决策都至关重要。现在证明，我们从几年前开始酝酿的幼儿园数字化业务和产教融合平台都是正确的选择，期待依托政策的支持，未来这两项业务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

04
创新与初心

我相信，未来中国教育一定是国家高度关注的民生行业。对于东方剑桥，我认为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受疫情影响，近两年很多家族将企业变现或退出，用大量的钱做投资。在我看来，做投资和做实业两者的感受完全不同。

东方剑桥发展至今，我们并没有与资本市场有过多接触，其本质源自于对教育事业的追求。一家企业如果不能将最核心的事情做好，也就缺失了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根”。过去十年间，我一直将所有的精力花在教育事业上，而不是思索如何通过投资去赚钱，踏踏实实做好教育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目标。

我不会是那种自己有1亿，为了发展借了3亿，最后全赔了而无望跳楼的人。我凡事都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做一件事前，必须考虑是否能够承受最差的结果。如果自己承受不了，那就直接放弃；

第二，做事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当我想清楚这两点后，一个业务砸进去1亿，努力过，即使最终亏损我也认了。尽人事听天命。面对所有的事，如果自己已经竭尽所能，结果也就不重要了，但求心中无悔。

在生活中，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甚至有点“无趣”，在假期唯一感到有趣的事就是陪伴孩子。在工作和家庭之外，我人生的成就感还来源于能够帮助到别人。

我也希望在运营好每一所学校、园所之外，能够利用集团的经验和资源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因此，我们在2018年，捐建了北京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希望能为国家基础教育质量提高做一点贡献。同时，集团还于今年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签订合作意向，计划开展城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项目。项目将对来自城市低收入家庭6-48月龄的儿童进行养育方式的干预和指导，希望探索行之有效、成本收益率最高的方式，为我国构建完善的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提供证据和政策建议，推动“幼有所育”不断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