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来审视一下我们的“富病”了

两年多前,2018年的8月5日,在“秦朔朋友圈”我写了一篇文章《致马云》,原稿有些措辞比较激烈,在编辑润色后温柔平和了许多。

一个月后的9月10日,马云正式辞去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有朋友开玩笑,说马云是因为那篇文章才辞的职。当然不可能,算巧合吧。但马云两年前的辞职是恰当的,自古以来急流勇退既是智者也是勇者。

天下名利之于马云,都已登峰造极,此时不退更待何时?马云的转身是漂亮的,他声称退下后要做回他最初的社会身份“马老师”,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谢幕,堪比陶朱公,真的应该收获掌声。

可是马云没有退干净,“他又回来了”。本来的转身优雅而潇洒,现今只剩无法言说的狼狈和万般委屈。马云一定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委屈。但马云们的财富积累主要也是拜大环境所赐。人从一出生就必然是环境的产物,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放在烽火连天的1942年,或者天天闹革命的1972年,你实现个财富的小目标试试。

自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先生发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之后,中国大陆才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造富运动。第一代富豪们起点基本一致,都是白手起家。马云与他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的很多老乡相比,起步算是晚的。但由于他所选的赛道不同,因而后发先至,成为中国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富豪。

当你的财富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像滚雪球般壮大,就必然要对等受到大环境下规则的约束。在管理者和传统的国有商业机构不熟悉的领域,原有的游戏规则却被发现有越来越多的BUG,因此对规则的重新修订显得事不宜迟。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其实并不是针对特定人和特定组织,而是为了更广大的社会经济公平。

在中国,最大的民意体现在约14亿财富非常有限的普通百姓身上,而不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豪身上。取消农业“皇粮税”,扶贫攻坚,社保全覆盖,这些民心工程是最大的政治。

富豪排行榜的人虽非政治人物,但所涉之商业行为一旦关涉民意,便不得不再多一些额外的考量。所以再大的富豪一定要明白,赚钱易而赚民意难!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由马云而起,我们不免延伸开去,漫说一下中国的富豪群体以及他们的财富。在当下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平行的价值评估体系。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

体制内,以职级高低评估一个人的相对价值。从普通科员到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级、正厅级、副部级、正部级、乃至更上,等等。除公务员系统外,像学校之教授、医院之医师、部队之军官、事业单位之工程师乃至编辑记者、国企之领导人皆可套用类似的行政级别,以区别待遇高低,并完成社会性价值认定。这跟个人财富的多少没有太大关系。至于体制内人员如何积累财富以及他们有着怎样的财富观,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体制外,大家都没有行政级别,普通的士多店小业主与资产过千亿的首富,只有在财富的数字上一比高下,以完成自己的社会价值坐标定位。

毫无疑问,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国人勤劳智慧的民族基因,在中国社会普遍性脱贫奔康的道路上,形成了一个数量级不小的富豪阶层。

这些人的财富来源大致分为两个大类。有的富豪早年做一些违规或非法的生意,如走私、造假、涉黑、涉黄、侵吞国有资产等,是有“原罪”的;另一部分依靠中国大市场和政策红利,靠着胆大勤奋聪明致富,同时也按章纳税,财富是比较阳光的,马云们显然是后者。

财富是中性的。如果把它比作野兽,它既有温顺美好的一面,也有残忍暴虐的一面。中国人富得太易太快,以至于很多人对如何役使这头怪兽完全缺乏经验,有的富人更是故意放之任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有钱人可以任性。但是任性应该有边界。在私人领域,你吃饭用金汤匙,如厕用金马桶,睡觉用金枕头,那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和公共领域,有钱人的任性是要受到约束的。

杀人越货、挑战法律的富豪毕竟是极少数,大家在舆论场上接触最多的就是富豪以及他们的后代们炫富的信息了。有钱人的小狗背着LV的包包,女明星的小孩全身都是名牌,每个月的生活费几十万。有些人在夜总会里一个晚上消费上百万,还要把消费小票晒出来。

殊不知,连篇累牍的炫富性信息正是造成社会上普遍性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

打个比方,在广州某个茶楼,一位亿万富翁穿着拖鞋短裤,找一张桌子坐下来饮茶,一盅一件,逍遥自在,与其他普通茶客一样,大家和谐共处,这时候其他茶客是不会有焦虑感的。若这位富翁穿金戴银,后面跟几个保镖,边上还有几个扛摄像机的媒体人跟拍,对不起,其他茶客的焦虑感马上油然而生。

所以你有钱跟别人没关系,但是你炫耀有钱就跟别人很有关系了。

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人口刚刚走出绝对贫困,生活水准还很低,东北甚至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城市还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数以千万计艰辛的“社畜”每天奔忙在上下班高峰的洪流中,每月的收入除去各种开支同样所剩无几,心下怅惘,炫富者不是在向他们的伤口撒盐吗?

正是因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财富量级很小,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过不上富豪的生活,而人之为人生来平等,互相攀比又是基本人性,于是很多人自然会产生焦虑甚至绝望的情绪。

人性是贪婪的,部分富豪胡吃海喝,奢靡浪费,觉得是自己的天赋权利;可是人性也是善妒的,富豪们贪婪还炫耀,无数的非富之人就会形成仇富心理乃至因为偶然事件而对富豪形成舆情的围剿,这难道不是那些炫富者应得的回报吗?

电影《我不是药神》有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积贫积弱100多年,中国人得这个穷病实在是太久了。为了疗治贫穷的病根,这40年我们中国人总体上是这样过来的,80年代骑着自行车,90年代骑着摩托车,00年代开着小汽车,10年代乘着高铁,在追逐财富的道路上心无旁骛,尽力狂奔。

20年前,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受邀到法国采访空中客车(AIRBUS)公司,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欧洲。在巴黎,翻译说,这个城市有两万多个咖啡馆,一个人从生到死每天泡不同的咖啡馆,一辈子也泡不完。即使是工作日,巴黎街头也到处是坐在阳光下慢悠悠喝着咖啡的男女。一到节假日,整个城市成了一座空城,没人愿意做你的生意,全都开着车拉着游艇去郊外去海边玩去了。

而我的家乡我的同胞呢,正骑着摩托车灰头土脸地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奔波,珠江三角洲的工厂里,正值青春期的男女青年们在流水线上重复着简单的劳动,车间宿舍两点一线,加班加点司空见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无止。我后来在有关报道中感叹:中国若不强起来,中国人若不富起来,天理难容!

今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所有见证了40多年中国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财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的国家财富也好,中国少数富人的财富也罢,都是广大老百姓用血汗甚至牺牲了健康换来的,是我们全民族一起拼命拼来的。

中国第一代的富豪们创业多艰,家底也就是这些年攒下来的。对许多中国富豪来说,擅长积累财富,但却未必能理性地看待财富以及得体地支配财富。处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豪,他们的财富已经多到几辈子吃喝玩乐也用不完,他们必然面临如何处置天量财富的问题。

财富会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穷小子逆袭为大富豪的故事,在中国财经界屡见不鲜;财富也会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许许多多的财富大败局大家也耳熟能详。富豪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只是在某个时间段为社会代为保管财富而已。

对于富人圈的那些事,舆论关注更多的另一个话题,是有些富人把在中国赚到的钱想方设法转移到境外,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欧洲国家,个别富豪更是直接大手笔地把钱捐到对中国不友好国家的相关机构。

从法律层面来说,只要这些人的财富来源合法,他们的确有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转移或捐赠的权利。但是这些富豪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会伤害国内同胞的感情吗?因为他们的财富正是从国内同胞的钱包里一块一块掏出来的。

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除了规章制度,还有文化心理、道德规范和情感约束,前者是显性逻辑,后者是隐性逻辑。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制度设计中,富人们转移财富的做法是不可能被社会舆论所认同的。因此被目为“财富上的汉奸”,也是咎由自取。

富了之后怎么办?已是摆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面前一道必考的试题。富而思法,富而思仁,富而思进,富而思雅,富而思善,富而思祖,是这道试题的正解,也是淡化贫富差距、弥合社会伤口的重要手段。美国的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中国香港的已故富豪邵逸夫先生等,对如何更好地支配巨额的财富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中国的富人们不该从中找到一些启示吗?

中华文明几千年,士农工商,商为末流。千年的文化积淀深植于民族的基因里。

可是,这几十年中国人为了挖掉穷根子,玩命地赚钱,几乎又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万般皆下品,唯有赚钱高”,亿万民众陷入金钱拜物教的迷狂中。赚钱,赚钱,赚钱!有钱就是一切。三人行,必为了赚钱!三人言,几句话不离赚钱!“唯钱至上”的一元化价值观在民间意识形态中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

而各路媒体对富豪人物的大量羡慕性报道被反复放大扩散,极大刺激和误导了社会公众的情绪,同时也强化了这种意识。

我的许多媒体同行们都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员,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看门人,随着传统媒体环境的变化,许多人主动或被动离开体制扑通扑通地下海,由文人变成商人,并在新的商业旅途上风雨兼程。

本人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年在商场赚过钱也亏过钱,被人伤过被人坑过,最多时是6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上海、南京、杭州都开过公司,最后又一家一家关掉。文人经商,心太软,讲情怀,对商场的凶险、人性的丑陋预估不足,又想挣钱又想优雅,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过,不入虎穴,焉知虎穴风光?过尽千帆,方可心境淡然。

金钱至上的价值一元论毋庸置疑是有害的,一元化价值的社会同样单调而乏味。社会必须回归价值多元,要让雷锋回来,让舒婷回来,让钱钟书回来,让钟南山回来,让邓稼先回来,让张謇回来,让蔡元培回来,让郎平回来,也可以起码让半个鲁迅回来!

中国的商人们,长期被贬入地,这些年来又被捧上天,各执两端,均非常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让当代的中国商人及他们的财富在社会大系统中归位,正其时也!而百业竞荣,人乐其乐,才是真正的繁华盛世。

2020年,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消灭了绝对贫困!2020年全球性的疫情,让我们快速奔跑的脚步被迫停下来,慢下来,倒正好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我们的穷病治疗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是时候来审视一下我们的“富病”了!

作者|蔡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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