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拆解雷军家族信托:持股架构、十倍投票权与传承边界

智库导语
在小米集团的公开披露文件中,雷军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两种“受益人”身份下:家族信托受益人,以及不同投票权受益人。
前者对应着家族财富的受益分配,而后者则关乎小米股东大会上每股十票的表决权。这两重身份虽然都依托于同一套持股公司运作,但各自的适用规则却完全不同。
小米2026年中报披露,雷军的家族信托项下既有A类股份,也有B类股份。其中,A类股份在非保留事项上的投票权占比,远高于其按股份数量计算的持股比例。
继之前拆解李嘉诚、潘石屹家族信托之后,雷军这个案例最大的看点在于多了一层“同股不同权”的变数:
股权入托后,家族成员享有分红和资产增值部分并不难。难的是附着在A类股上的十倍投票权到底怎么行权、什么时候失效,将来又能不能跟着信托一起传给后代。
下面结合小米的公开披露文件,逐层拆解小米股份是如何通过信托架构来持有的、这套多层架构为何如此设计,以及哪些权利能够向后代延续。
全文目录
01雷军家族信托的持股架构
02小米十倍投票权的配置与行使
03雷军十倍投票权的存续条件与传承边界
04雷军案例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启示
第一章 雷军家族信托的持股架构
1.1 小米股份的多层持股结构
截至2026年6月30日,雷军家族信托项下的小米股份,分别登记在Smart Mobile Holdings Limited(简称Smart Mobile)、Smart Player Limited(简称Smart Player)和Team Guide Limited(简称Team Guide)三家公司名下。沿着这三家公司的股权链条向上追溯,便能还原出完整的信托架构。
第一条持股路径为:方舟信托(香港)有限公司,即ARK Trust(Hong Kong)Limited,以受托人身份持有Parkway Global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权益;Parkway全资持有Sunrise Vision Holdings Limited,Sunrise Vision进而100%持股Smart Mobile与Smart Player。
另一条路径则经过Techno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由方舟信托担任受托人持有该公司100%权益,再由Techno Frontier全资控股Team Guide Limited。
下图汇总了这两条持股路径。图中实线表示公司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虚线用于区分信托角色关系。

在这三家底层持股公司中,Smart Player与Team Guide仅持有B类股份,唯有Smart Mobile同时持有A类与B类股份。而雷军享有的每股十票表决权(后文即将讨论的十倍投票权),正是附着于Smart Mobile名下的这批A类股份之上。
为什么雷军没有将名下全部小米股份装入单一控股公司,而是分设Parkway与Techno Frontier两条支线、并在底层拆分为三家SPV(特殊目的公司)分别持有?
这一架构设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权底仓”与“流动性资金池”的分仓隔离:
- 一方面,Smart Mobile集中持有全部40.02亿股A类股份及大额B类股份,属于维系集团表决权的“核心底仓”。由于港股不同投票权规则对A类股份设有严格的转让与控制限制,一旦A类股份向外部转让或因处置不当导致投票权管控转移,就会触发一比一转换为B类股份并丧失十倍投票权。[3][5]将A类股份单独锁定在Smart Mobile体内,有助于保持控制权底仓的封闭与稳定。
- 另一方面,Smart Player与Team Guide名下仅持有常规的一股一票B类股份,不涉及任何A类股份。[1]未来当家族信托如需提取现金流、开展二级市场减持、进行慈善捐赠或面向特定家族成员做专项分配,可以直接通过这两家纯B类股SPV操作,既不会触动Smart Mobile的A类股底仓,也无需牵涉不同投票权股份的监管限制。而且,Parkway与Techno Frontier两条支线并行,也便于对不同阶段置入的股权资产或不同受益安排进行独立核算与分类管理。
1.2 雷军家族信托中的持股、受托与受益关系
在这两支信托架构中,三家底层公司作为直接股东持有小米股份,方舟信托居于顶层充当受托人,雷军则是信托的委托人,并与家族成员共同列为受益人。
其中,Parkway这一支架构早在小米2018年上市时便已设立。当时,招股书第391页附注已明确说明了Parkway、Sunrise Vision与Smart Mobile、Smart Player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雷军及其家族成员的受益人身份。
看懂上述角色分工后,再来看小米2026年中报的权益披露表就会发现,由于雷军兼具多重法律角色,同一笔底层股份被分列在了不同栏目下:他既以“信托受益人、创始人兼委托人”的身份申报权益,又在“受控制法团权益”栏下披露了各家持股公司所持有的股份。

来源:小米集团《2026年中期报告》第32页。
表中4,001,963,455股A类股份在“信托受益人、创始人兼委托人”栏下与Smart Mobile名下各出现了一次,但实际指向的是同一笔股份。而B类股份的对应逻辑也一样:信托项下所列的2,054,816,183股,正是三家底层公司所持B类股份的总和。
因此,统计雷军名下的实际持股总数时,应以三家底层公司的持股量为准,避免将不同身份栏目的数字重复累加。
这种列示方式源于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的穿透披露制度:即使小米股份直接登记在下层持股公司名下,只要委托人、受益人或控制人按法定标准在这些股份中拥有权益,就须按各自身份逐层申报,从而使同一笔底层股份同时呈现在了多个披露主体名下。
换言之,在这套架构下,小米股份的法定所有权归属于上述三家下层公司,而家族成员则是按照信托文件约定的条件享有财产受益权。
相比创始人个人直接持股,这套“受托人—上层控股公司—下层持股公司”的多层架构,在实操中还能解决两项痛点:
- 一是保持上市公司股东名册稳定,未来家族内部发生婚姻变动、代际更替或受益比例调整时,只需在顶层信托受益人名单或上层控股公司层面做内部变更,小米股东名册上的直接股东始终为Smart Mobile等三家公司,无需频繁办理上市公司股份过户;
- 二是便于跨境分红统筹,上市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可直接汇入上层控股公司留存或再投资,避免资金直接进入个人账户产生即期税负与个人债务连带风险。
第二章 小米十倍投票权的配置与行使
2.1 雷军在小米的持股比例与表决权比例
雷军在小米的持股比例与表决权比例之所以存在明显差距,原因在于小米A、B两类股份的计票规则:按照公司章程,在股东大会非保留事项上,A类股份每股享有十票,B类股份每股为一票。
根据2026年中报披露,截至2026年6月30日,雷军家族信托项下的股份数量及对应票数如下:
| 股份类别 | 雷军名下股份数量 | 非保留事项每股票数 | 按股份类别计算的票数 |
| A类股份 | 4,001,963,455股 | 10票 | 40,019,634,550票 |
| B类股份 | 2,054,816,183股 | 1票 | 2,054,816,183票 |
| 合计 | 6,056,779,638股 | 分类别计算 | 42,074,450,733票 |
同期,小米已发行A类股份4,443,616,133股、B类股份21,341,753,161股。以两类已发行股份合计(25,785,369,294股)为分母,按股份数量计算,上表雷军名下60.57亿股约占小米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3.49%。
而在表决权维度,中报另行披露:雷军名下的4,001,963,455股A类股份,在非保留事项上所持有的投票权比例约为60.8%。这一数值还只统计了A类股份对应的票数;若加上其名下2,054,816,183股B类股份所附的一股一票,实际可行使的表决权比例还会更高。
至于前文1.2小节权益披露表中列出的“90.06%”,则是指这批A类股份占小米已发行A类股份总数的比例,计算分母只包含A类股份。
在具体股东大会上测算表决权占比时,还须结合当次会议可投票股份的范围,从分母中剔除库存股、已回购待注销股份及须放弃表决权的股份。例如,小米6月2日股东大会公告就单独列出了当日可投票股份总数,并说明已回购待注销股份未行使投票权。
不过,这种十倍杠杆仅作用于股东大会表决环节。根据小米章程第3.12条,除章程第3条列明的表决权及转换限制外,A类与B类股份在分红派息等其他股东权益上完全同股同权。这意味着A类股份虽然在表决时一股十票,但分红派息等经济权益仍按每股一份计算。
2.2 小米十倍投票权的适用范围
即便同为小米A类股份,但其表决权也会随股东大会议案性质的不同,在“每股十票”与“每股一票”之间切换。小米2026年6月2日股东周年大会的投票结果,就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区别。
在重选刘德为执行董事的第2项议案中,参与表决的4,453,578,810股A类股份共投出44,535,788,100票。从下方公告原表第2项的最后两列可以看出,A类股份的赞成票数恰好是股份数量的十倍。

来源:小米集团《2026年6月2日股东周年大会投票结果》第1页。
而在紧随其后的第3项议案“重选王舜德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参与投票的A类股份数量同样是4,453,578,810股,计入的赞成票总数却变为了4,453,578,810票。

来源:小米集团《2026年6月2日股东周年大会投票结果》第2页。
这两项议案计票方式的差异,源于所涉董事的职务性质不同:重选执行董事非保留事项,适用一股十票的常规计票规则;而重选独立非执行董事则属于章程规定的保留事项,须改按一股一票计票(注:表中列示的4,453,578,810股为当日出席会议的全部A类股份,除雷军所持部分外,还包含林斌等其他A类股份持有人的股份。)。
根据小米章程第3.11条,须采用每股一票表决的保留事项共有四类:
① 修订组织章程大纲或细则(包括修改任何股份类别所附权利);
② 委任、选举或罢免独立非执行董事;
③ 委任或撤换核数师;
④ 公司自愿清盘或解散。
该条同时规定,在修订大纲或细则的表决中,倘若获联交所允许,A类股份持有人仍可选择行使高于每股一票、但不超过每股十票的投票权。
一旦进入上述保留事项表决后,A类股份将与B类股份一样按每股一票计票,不再享有额外票数加成,即雷军的表决权权重也会随之回落至与其约23.49%持股比例相当的水平,而B类股东的相对表决权权重反而相应提升。
可见,十倍投票权保障的是日常经营与执行层任免的控制力,而涉及独立董事选任、审计监督及公司章程修改等治理底线事项,仍须回归“一股一票”由全体股东共同议决。
这一制度边界也解释了为什么雷军家族信托在持有40.02亿股A类股份之外,还另外持有20.55亿股B类股份,将总持股比例维持在23.49%的水平。
假如仅看40.02亿股A类股份,其占小米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15.52%;在日常非保留事项中,这批A类股份凭十倍投票权即可贡献超过60.8%的表决权,足以主导普通决议。
然而到了章程修订、独立董事任免等按“一股一票”表决的保留事项上,由于十倍杠杆暂停适用,表决权力完全取决于基础持股数量。[3]此时,信托内额外持有的20.55亿股B类股份(约占总股本的7.97%)便发挥了补强作用,将雷军阵营的一股一票表决权重从15.52%拉升至23.49%,防止因基础持股过度稀释而在重大治理议案上陷入被动。
第三章 雷军十倍投票权的存续条件与传承边界
3.1 雷军享有十倍投票权的资格要求
既然小米A类股份是由下层公司Smart Mobile直接持有,那为何还要讨论雷军个人的履职资格?
这是因为香港上市规则在允许通过持股载体代持的同时,也对载体背后的不同投票权受益人设有严格的个人资格限制。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8A.18条明确规定:一旦不同投票权股份的实益拥有权、经济利益或投票权管控转让予他人,该等股份所附带的不同投票权即须终止;受益人虽可借助有限责任合伙、信托、私人公司或其他工具代为持股,但前提是此类架构不得规避前述转让限制。

来源: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第8A.18条。
所以,核查十倍投票权是否发生转移,不能只看A类股份是否仍登记在原持股公司名下,还要穿透核查股份背后的实益拥有权、经济权益与表决控制权是否归属于符合资格的受益人本人。
这正是前文区分雷军双重“受益人”身份的原因:作为家族信托受益人,他与家人依信托契约享有财产利益。但作为小米的不同投票权受益人,他还须持续担任小米董事,并符合《上市规则》第八A章的相关履职条件。2026年中报显示,小米在册的不同投票权受益人仅有雷军和林斌两人。
这也直接回答了家族传承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家族成员成为信托受益人,只能享有股份对应的经济收益,无法同时取得雷军原有的的十倍投票权资格。
即使某位家族成员日后出任了小米董事,由于《上市规则》禁止将不同投票权股份的实益拥有权或投票权管控向他人转让,那么后代也无法靠董事职务接替雷军名下原有的十倍投票权。
3.2 小米A类股份转为B类的条件与后果
按照小米章程第3.8条规定,发生章程列明的触发事件后,有关A类股份会自动按一比一的比例转换为B类股份。
在各项触发事件中,与代际传承直接挂钩的是“身故”条款。
章程第3.8条不仅规定了“董事个人直接持股”的情形,也专门界定了“通过董事控股公司持股”的规则:在后一种公司代持架构下,只要控制该公司的董事身故,其名下A类股份即触发自动转换。
下图展示了该条款的完整规定:

来源:小米集团《第十九次经修订及重述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第3.8条。
这意味着,哪怕Smart Mobile等下层持股公司与上层信托架构在法律形式上继续存续,只要控制该公司的董事身故后,其持有的A类股份就会转为B类股份。虽然公司持股的架构形式并未变动,但所持底层股份附带的表决权已缩水为每股一票。
除身故外,触发A类股份强制转换为B类股份的情形还包括:若该董事(受益人)不再担任小米董事、持股主体不再符合“董事控股公司”的界定标准,或者联交所认定有关人士已无能力履行董事职责、不再符合《上市规则》对董事的履职要求,同样会触发转换。
此外,向他人转让A类股份的实益拥有权、经济利益或表决权也会导致A类股份转为B类股份。
唯有在同一董事控股并控制的不同公司之间转移,或转移至符合《上市规则》第8A.18条规定的代持载体时,才构成章程允许的例外情形。
除了上述因资格丧失或违规转让触发的强制转换外,小米章程第3.7条还允许A类股东提交书面通知,主动将A类股份转为B类股份。
另外,倘若小米因回购B类股份导致A类股份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被动抬升,A类股东也须按比例削减投票权,通常会通过将部分A类股份转为B类股份来实现。
从转换后的治理结果来看,一比一转换改变的是股份类别及表决权,股份总数与经济权益本身不会减少。原本在非保留事项上每股十票的A类股份转为每股一票的B类股份后,其分红等财产权利不受影响,但表决权权重将大幅回落。
下面以2026年6月30日的股本数据来测算,假设原本一股十票的40.02亿股A类股份全部转换为为一股一票的B类股份,与雷军家族信托内原有的20.55亿股B类股份合并计算,合计持股仍为60.57亿股,其表决权占比将从非保留事项上的超60%降至与持股比例相当的区间(如果全公司A类股份均已转为B类,占比约为23.49%;若另一不同投票权受益人林斌名下的A类股份继续按十票计票,则占比约为20.35%)。

这意味着,转换后家族信托虽不再拥有超额表决权,但凭借逾两成的同股同权股份,依然是小米举足轻重的第一大单一股东阵营,只是不再具备单靠自身票数直接过半通过或否决普通决议的绝对表决优势。
还需注意的是,单一受益人的A类股份转换,并不一定会引起小米整个不同投票权架构的终止。依据《上市规则》第8A.22条规定,只有当首次上市时的全部不同投票权受益人(即雷军与林斌)均不再实益拥有A类股份时,小米的不同投票权架构才会整体终结。
第四章 雷军案例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启示
将雷军的家族信托架构与小米的不同投票权规则结合起来看,这套“顶层受托人控股、中层双支线隔离、底层三家SPV分持A/B股”的架构,意在兼顾创始人任期内的表决控制、日常运作中的合规隔离,以及代际交接时的股权平稳过渡。
对于面临企业治理与传承规划的企业主及财富管理从业者而言,其中有三点非常值得借鉴:
4.1 拆解“财产权”与“人身特权”:认清家族信托的能力边界
不少企业主在设立家族信托时,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只要把公司股权装入信托,创始人原本享有的控制权就能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
雷军案例清晰地揭示了“股权资产”与“特殊治理权”的分离逻辑:
- 可以跨代延续的是财产权与基础股东权:依托方舟信托与下层控股公司,60.57亿股小米股份的分红收益、资本增值以及防止因个人婚变、债务或继承纠纷导致股权分割的隔离功能,均可通过信托契约长期延续。
- 无法靠信托过户的是绑定人身的治理特权:每股十票的超额表决权严格绑定于雷军作为首次上市不同投票权受益人及现任董事的个人身份,一旦身故、卸任或向他人让渡投票权管控,超额表决权即刻终止。
这一规律除适用于赴港上市的不同投票权企业外,对境内家族企业也同样受用。例如企业主个人持有的特定行业牌照资质、专精特新企业的实控人认定或合伙企业GP(普通合伙人)的执业资格,本质上都属于“强人身属性”权利。
所以,在做顶层传承规划前,必须先将企业控制权拆解为“凭持股比例说话的资本权”与“凭个人身份维系的特权”,前者靠信托锁仓,后者则须提前设计制度化的接替方案。
4.2 借鉴“底仓+机动仓”的分层SPV架构:隔离控制权与流动性操作
在家族信托的底层架构设计上,雷军通过Smart Mobile、Smart Player与Team Guide三家公司分仓持股的做法,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资产分池与风险防火墙”模板:
| SPV层级与定位 | 雷军案例中的配置方式 | 企业家搭建持股架构的可借鉴做法 |
| 核心控制权底仓(Smart Mobile) | 集中持有全部40.02亿股A类股份及19.63亿股大额B类股份,严守《上市规则》第8A.18条限制,不作外部转让。[1][5] | 将附带超额表决权、一致行动人协议或核心控股权的底仓股份单独装入专门SPV,明确禁止对外质押、担保或随意减持,确保控制权基本盘不受干扰。 |
| 流动性与分配机动仓(Smart Player / Team Guide) | 分属两条信托支线,仅持有5,922万股与3,234万股纯B类流通股,与A类股份完全物理隔离。[1] | 另设独立的机动持股SPV承载普通流通股或分红资金池,专门用于二级市场减持变现、家族成员生活与教育金提取、慈善捐赠或外部融资,避免单笔流动性操作波及核心控制权底仓。 |
对于持有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股权的家族而言,这种“底仓锁死投票权、机动仓负责现金流”的分仓结构,不但能降低合规操作失误的风险,还能兼顾家族成员差异化的资金需求,保持重要控制权架构的纯粹性。
4.3 预设“超额表决权退场后”的二阶段传承:以集中持股实现控制权软着陆
如果十倍投票权在代际交接时必然会按一比一退回普通股,那为什么雷军仍要将这40.02亿股A类股份放进家族信托架构下?
答案在于防范代际交接时的“股权碎片化”。
如果创始人以个人名义直接持有这60.57亿股,一旦发生身故继承,不仅A类股份会自动转为B类股份,这23.49%的巨额股权还可能因多名法定继承人分割遗产而被拆散为若干个小股东份额,导致家族彻底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与话语权。
而在“家族信托+多层SPV”架构下,代际传承会被设计为清晰的“两阶段过渡”:
- 第一阶段(创始人掌舵期):雷军作为不同投票权受益人及公司董事,以23.49%的持股比例行使超60.8%的日常表决权,确保创始人在任期内牢牢把握战略方向与执行层任免。
- 第二阶段(代际交接后):即使未来因身故或卸任触发A类转B类,十倍投票权杠杆退出历史舞台,这60.57亿股B类普通股依然完整地凝聚在信托架构下的三家SPV名下,不会因遗产继承而拆散。[3]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大型上市公司中,完整统一的23.49%同股同权表决权,足以让家族稳居第一大单一股东阵营,实现从“创始人绝对控制”向“基石大股东+职业经理人共治”的平稳着陆(至于代际交接后三家SPV的表决指令由谁下达、受托人如何配合行使股东权利,则须依据非公开的信托契约及下层公司章程条款具体核验)。
综上所述,雷军家族信托与小米双层股权的嵌套设计,其传承边界与规划逻辑清晰可辨:家族信托通过多层公司承载股权资产,既在创始人任期内实现了控制权底仓与流动性资金池的分仓管理,又在代际交接后保留了逾23%的第一大股东底盘。而每股十票的超额表决权则严格依附于创始人个人的董事履职与实益控制,在完成特定历史阶段的领航使命后,平稳交棒给同股同权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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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排版: 财策智库
参考资料:
[1] 小米集团投资者关系网站、香港交易所披露易,《2026年中期报告》,小米集团,2026
[2] 香港交易所披露易,《小米集团全球发售招股章程·主要股东》,小米集团,2018
[3] 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第十九次经修订及重述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小米集团,2026
[4] 香港交易所披露易,《2026年股东周年大会投票结果》,小米集团,2026
[5] 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第八A章,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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