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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研究院 | 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

今年的报告将更深入地挖掘新冠疫情及决策者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全球财富及其分布的影响。
瑞信研究院 | 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 - 第1张
文章来源 |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
作  者 | Anthony Shorrocks, James Davies, Rodrigo Lluberas
时  间 | 2021年6月

01 开篇致辞

我很自豪地向大家介绍2021年版的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今年已经是瑞信全球财富报告的第十二个年头了。

本报告以世界领先学者,Anthony Shorrocks和James Davies等的研究和观点为支撑,对全球可支配家庭财富进行了全面分析。

今年的版本更深入地挖掘了新冠疫情及决策者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全球财富及其分布的影响。由于注意到在过去一年中,有一些重要的财富分歧已经形成,我们的报告还提供了一些相当令人振奋的观点,展望当世界跨越疫情,财富将如何通过全球财富金字塔进一步积累沉淀。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我希望这一版全球财富报告中的独特洞见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

AntónioHorta-Osório
董事会主席
瑞士信贷集团公司


02 2020全球财富水平

由于各国政府和央行采取的措施,使得2020年的财富创造基本上不受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的影响。2020年间,全球财富总量增长了7.4%,成年人人均财富增长了6%,达到了创纪录的79952美元水平。总体而言,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各个国家,都并未减慢其财富创造的脚步。

02-01 不确定的时代

新冠疫情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比去年夏天(发布报告时)更加清晰了。它印证了一句话,过去不代表未来。

2020年初,我们见证了疫情对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负面影响,由于经济的活跃水平降低通常意味着家庭财富的减少,金融市场也随之做出了反应,股票市场在2、3月份一片暴跌,全球市场无一幸免。到3月下旬,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4%,富时100指数下跌了35%,德国DAX指数下跌了39%,日经指数下跌31%。中国股票市场更坚挺一些,但上证指数跌幅仍然达到13%。由于这一冲击,我们估算出2020年1-3月间,全球家庭财富总额共损失17.5万亿美元,相当于下降4.4%,同期全球成年人人均财富下降了4.7%。

此后,各国政府和央行采取的迅速行动让金融市场恢复了信心,到六月底,股市大部分的跌幅已经恢复。但到了2020年下半年,市场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股市一路攀升,并在年底创下历史新高。受到市场乐观情绪影响,房价也在短暂的调整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上涨。这些资产价格的上涨让全世界的家庭财富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到2020年底,全球家庭财富增长了28.7万亿美元,总额达到了418.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7.4%。成人人均财富增长了6.0%,达到79952美元,创历史新高。由于美元贬值会加剧这一增幅,我们将汇率的变化因素剔除后,总财富的增量依然达到了4.1%,成人人均财富涨幅仍有2.7%。然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家庭财富似乎和宏观经济指标在向相反的轨迹运行,更奇怪的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往往也显示出最快速的财富增长,这种财富与经济背道而驰的对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我们认为造成这一脱节的核心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各国政府和央行出于尽量避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犯错的考量,大都已经采取了两种方式先发制人:第一,采取大规模收入转移措施保证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个人和企业得到支持,第二,降低利率——通常降到接近零——并明确表示利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水平。

毫无疑问,这些干预措施在达到它们的近期目标方面非常成功,然而这一成功背后,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许多国家,全球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增长了20%甚至更高。从本质上讲,这是财富从公共部门到家庭部门的巨大转移,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家庭财富如此坚挺。某种意义上,这些收入转移是一种对家庭的过度补偿。政府大手笔的补贴意味着家庭收入的稳定,或在某些国家家庭收入甚至是增长的。加上无法出行造成的消费的限制,家庭储蓄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使得金融资产价格水平普涨,家庭债务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储蓄的增加是去年家庭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所有刺激政策中,央行降息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它是股价和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价格上涨了,就意味着我们的家庭财富估值水涨船高。降低利率也似乎是一个无成本的选择,当然对那些收入靠吃利息的人来说也许是个例外。较低的利率对经济没有直接影响,甚至降低公共债务的利息还可以降低财政支出。从长期来看,低利率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以及未来要面对的加息问题,然而这些相对眼前急迫的经济形势来说并不重要。


02-02 成人人均财富的变化趋势

图1将2020年家庭财富的表现放在了自世纪之交以来年度财富增长的大背景下展示。由于汇率的短期变化较大,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平滑汇率以尽量减少同比波动。总体趋势是这些年来家庭财富呈现稳步增长,当中存在微小的波动,这更多的与股价和房价走势的变化有关。不过中间有两个不寻常的时间段。最明显的是2008年财富大幅缩水,原因就是金融危机期间资产价格的崩溃。第二个异常是金融危机前的“黄金时代”,这段时间的财富以长期增长率双倍的速度增长。这一现象是由有利因素组合触发–最显著的是中国的快速转型并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不太可能在未来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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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2020年的财富增长实际上较于之前几年的平均水平是低的,但仅看2001,2009,2011和2018这几个年份,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长话短说,这张图表没有任何所有数据表明,2020年的经济波动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在任何方面有相似之处,家庭财富的增长仍在持续,并没有因大环境的经济波动而受阻碍。


02-03 2020年总览

表1总结了2020年财富增值的主要特征。到年底,财富总值由28.7万亿美元增长到了418.3万亿美元。用现在的美元为单位,财富总量增长了7.4%,成人人均财富增长了6.0%。然而,美元的大幅贬值贡献了其中3.3%的涨幅。若汇率维持2019年的水平,财富总量的涨幅会是4.1%,成人人均财富会是2.7%。2020年,成人人均财富达到创纪录的79952美元,与之相比,2000年的全球人均财富是31378美元。因此,不考虑通胀的因素,平均财富已经达到了世纪初的2.5倍。

按地区区分,我们看到北美的财富总量增加了12.4万亿美元,欧洲则增长了9.2亿美元。这两个地区的财富增长占了全球财富增长的大部分,另外中国地区贡献了4.2亿美元的增长,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贡献了另外4.7亿美元的增长。非洲几乎没有变化,微小的差异仅来自汇率的升值。印度的财富总量减少了5940亿美元,用百分比表示降低了4.4%。大部分的降幅来自汇率的贬值,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降幅仅在2.1%左右。南美洲是表现最差的地区,财富总值降低了11.4%,约1.2万亿美元。考虑到疫情对南美洲经济的冲击,这不算是一个意外的消息。然而,对南美洲来说,货币贬值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平均对美元贬值幅度达到9.6%。因此,若不考虑汇率的话,南美洲的财富总值降幅仅为1.8%,其实比印度还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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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金融资产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22.5万亿美元的增长是非金融资产的10亿美元增长的两倍多一点。这个大致2比1的比例在北美,欧洲,中国等地区的细分数据中也有体现,而在亚太地区则更趋近1比1。另一方面,债务总量增长了7.5%,如果没有因消费带来的强制储蓄,这一比例还可能更高。在中国和欧洲,债务总量的增长非常可观,而在非洲和南美洲,债务却是减少的,即使我们排除了汇率贬值的因素任然如此。


02-04 资产价格和汇率

我们现在把重点转向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情况下,家庭财富受这两个因素影响最大:资产价格和汇率。汇率波动往往是短期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源,并且美元贬值显然已经对2020年的统计数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图2所示国家(G7国家加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当中,欧元区各国货币升值幅度最大(9.2%)。但是中国和日本也升值了5%以上。唯一的大幅贬值发生在俄罗斯(下跌16.2%)。在名单以外,埃及、瑞士、澳大利亚、丹麦和瑞典的货币升值幅度超过了欧元区,而智利、土耳其、尼日利亚和巴西则普遍录得两位数的贬值幅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巴西(下跌22.4%)。

股价在2020年的前几个月是全世界普遍下跌,因此经济复苏的速度以及幅度决定了各国在2020年底的不同表现。

图2所示国家(G7国家加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当中,中国和美国股价平均上涨了20%,印度紧随其后,上涨了16%,并且加拿大、德国和日本也在2020年底之前扭转了颓势,进入增长队伍。法国在2020年股价略有下跌,意大利比法国跌的再多一点。英国在这组国家中则损失最为惨重,股价下跌11.9%。严峻的疫情和英国脱欧后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们意兴阑珊。此外,在以色列、西班牙、新加坡、希腊、奥地利、智利、埃及、肯尼亚、土耳其和哥伦比亚,都录得了超过10%的跌幅,与之相反,台湾(中国台北)股价猛增了23%,丹麦达到了29%,韩国增幅更达到33%。

房价比股价波动小,而且相对来讲不太可能发生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在这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由于买卖交易的不活跃,楼市都在困境中挣扎。到了2020年下半年,由于意外的储蓄增长和对在狭小的空间中居家办公的厌倦,越来越多的买家浮出水面,当然一部分也是由于低利率环境的刺激。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房主来说,这是一个有意外惊喜的一年。美国的房价上涨了10.8%,是有记录以来上涨最快的年份之一。俄罗斯的房价涨幅更大(增长22%),土耳其也是(上涨31%),不过这些涨幅应该是由两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在名单以外,奥地利、加拿大、捷克、丹麦、德国、波兰和瑞典,这些国家的房价都录得8%至11%的涨幅。

图2显示,中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的房价也在上涨,但没超过5%。这也代表了其他我们可以获取房价数据的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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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 各国中的领先者和落后者

鉴于此前的经济状况,各国均未预料到家庭财富会显著的增加。但结果却是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和货币的升值给各国带来了实质性的增长。就财富总量而言,我们预计美国会名列榜首,结果也确实再次验证了这一点。但增长的规模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美国为全球财富总存量贡献了11.4万亿美元的增量。这远远超出了第二名的中国(4.2万亿美元)。它甚至比中国、德国(2.8万亿美元)、日本(1.8万亿美元)和英国(1.1万亿美元)的增量总和还要高。财富的损失则没那么普通,只有六个国家出现财富总量下降超过1000亿美元的情况。只有印度(下降5940亿美元)和巴西(下降8390亿美元)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

成年人均财富变化是用于各国间比较的一个更有效的指标。

图3列出了成人人均财富——以美元为单位——涨幅最大的各个国家。瑞士(增长70729美元)和澳大利亚(增长65695美元)位居榜首,比利时和瑞典也增长了超过50000美元,德国、荷兰和美国增长超过40000美元。其中一些国家是源于资产价格上涨,但大部分国家还是源于货币升值。死上涨在发挥了作用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但货币升值是主要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均财富都有所增加。出乎意料的是,在恶劣的经济形势下,很少有国家在2020年遭受了财富损失,已经遭受损失的国家情况看起来也相对轻微。货币贬值导致巴西、智利和俄罗斯的成人人均财富下降了,但降幅不超过10000美元。我们估算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减少18540美元)和香港特区(减少26419美元)是遭受最大人均财富损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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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财富增长与GDP增长

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家庭财富在不利的经济条件下具有强大的适应力和抗压力。即便如此,我们仍很容易认为在宏观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家庭财富的状况也会更差。但实际上,真实数据却并非如此。我们反而看到面临最大经济危机的国家,在家庭财富方面的增长却高于平均水平。

图4中,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选取了来源相对更可靠的其中32个国家的数据样本,绘制了财富增长与GDP增长之差(纵轴)与GDP增长(横轴)数据之间的关系。两个轴上的数值都是百分比,并使用本国货币为单位计算,这样就排除了汇率的干扰。

在正常的年份,家庭财富增长预计将与GDP的增长大致保持一致,所以在最初我们预计画出的点状图将围绕横轴分散,或可能略高于横轴,因为家庭财富增长往往会略快于GDP。鉴于各国GDP在2020年的下降应该都会有一个底线,则家庭财富的缩量应少于GDP的降幅,因此大部分的观测点应位于横轴上方。图中的这条虚线表示家庭财富零增长(以本国货币为单位计算)。对于位于或接近这条线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和中国——来说,财富的增长或损失与GDP的增长或损失无关。因此所有以美元为单位计算的财富变化均可归因于本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法国、印度、日本和瑞士也很接近这条线,排除了汇率因素后,这几个国家的财富变化也微乎其微。

图4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有非常多的国家位于虚线上方。这意味着家庭财富在GDP负增长的时侯反而是普遍增长的,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可能的原因,即股票价格和房价的上涨。不过对于为什么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面临经济危机的这些国家表现如此出色,却没有定论。这很可能是对各国政府采取的支援计划和央行干预后利率下行等一系列成功措施的正反馈。

图4最令人惊讶的特性是,我们可以看到受疫情影响最大,表现为GDP损失最严重的国家,在家庭财富增长方面却表现的不可思议的出色。比利时、加拿大、新加坡和英国的数据是这个假设的有力佐证。尽管身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平均GDP损失7.1%,平均净财富增长率达到了异常高的7.7%的水平。也就是说,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损失的幅度。这还没完,美国的数据更离谱,9.9%的财富增长幅度达到了美国GDP降幅的三倍多。这些证据即使不能证明GDP的损失带来了家庭财富的增长,至少也推翻了GDP损失会抑制家庭财富增长这一假设,而这本身就令人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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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 各国人均财富

图5所示的世界财富地图,很好的说明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财富分布上,平均财富水平的巨大差异。人均财富高的国家(10万美元以上)分布在北美、西欧、东亚、太平洋和中东的富裕地区,在加勒比地区有一些零星的富庶之地。中国和俄罗斯是“中等财富”集团的核心成员,人均财富在2.5万-10万美元之间。该集团还包括最近的欧盟成员以及拉丁美洲和中东等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下一档是成人人均5000-25000美元的“新兴财富”则覆盖了各式各样人口密集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和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主要国家,如南非。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快速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也属于这一类。最后一档则是人均财富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中非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一档。

图5中明显的总体区域差异反映在这些数据上:北美和欧洲的家庭财富总共占全球财富总量的57%,但只占世界成人人口的17%。财富的份额在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则与其成人人口比例相似,中国也是如此。然而,在拉丁美洲,成人人口比例是财富份额的3倍,在印度这一数值是5倍,在非洲则达到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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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列示了在财富总量最高的60个国家中,按平均财富和中位数排名前20个国家。其他国家,如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也可能拥有非常高的平均财富,但我们缺乏证据来作出判断。与往常一样,瑞士以人均财富673,960美元领跑,同比增长70,730美元.

美国的迅猛增长(人均505420美元,同比增长41870美元)已经把香港特别行政区挤到了第三名(人均503340美元,同比下降26420美元),澳大利亚(人均483760美元,同比增长65700美元)紧随其后。在一个非常显著的断层之后,我们看到荷兰、丹麦、比利时、新西兰、瑞典、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国的成人人均财富都在33万至38万美元之间。2020年,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榜单前20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财富均有所上升。

按成人人均财富中位数排名更有利于那些财富不平等水平较低的国家,因此得到的排名也不同。瑞士(中位数146,730美元,同比增长14,090美元)排名第六。美国(中位数79274美元,同比增长10157美元)从前20榜单上消失了,在60国中则排名第23位。排名第一的是澳大利亚(中位数238070美元,同比增长32280美元),其次是比利时(中位数230550美元,同比增长35330美元)。香港特别行政区排名仍是第三,新西兰、丹麦和荷兰也受影响不大。法国、英国和加拿大进入前十,取代了瑞典和新加坡,它们分别都下降了约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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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 对女性、少数种群和千禧一代的影响

疫情对于不同人口亚群体的财富影响不同源于两个主要因素:投资组合构成和收入冲击。尽管英国等一些国家的股市表现不佳,但在2020年3月首次暴跌后,在大多数国家股市都表现良好。这往往会促进发展那些在其资产中股票份额较高的人的财富,例如中年后期的个人、男性和一般较富裕的群体。然而,那些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大举投资的人,如砖瓦水泥、零售、酒店或航空公司,会赔的很惨。另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大多数市场的业主都获得了资本收益。骑士弗兰克全球房价指数显示,在56个国家当中,2020年房价平均上涨了5.6%,是三年来最快的增速,尽管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印度和西班牙出现了小幅下降。

在疫情期间,收入冲击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紧急福利和就业政策减轻了劳动力或商业收入的损失。在一些高收入国家,这种援助如此慷慨,以至于2020年德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比2019年增长了0.8%,加拿大增长了2.3%,美国增长了7.2%,这些只是随机抽取的一些例子。其他一些国家也尝试过类似的干预措施,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缺乏强烈抵消收入冲击的手段。2021年,这种缺乏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已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疫情在印度等此前疫情一直相对较轻的国家加剧了。这些国家缺乏收入支援,特别是影响了妇女、少数种群和年轻人等弱势群体,这无疑造成了财富冲击。

到目前为止,关于各国内部收入冲击分布的数据很少,尽管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很明显。对劳动力收入的冲击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从失业数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北美高;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低,但不是全部;印度高;中国低。在许多国家,失业率在2020年4月达到顶峰,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印度失业率增加了两倍至24%,美国增加了两倍,达到14.8%。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失业率仅从3.3%上升到4.2%,中国城市的失业率从5.3%上升到6.0%。2020年4月后,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到2020年底,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低于春季的峰值。例如,OECD组织的27个成员国家,2020年12月的失业率为6.5%,而上年同期为5.3%。

纵观不同的亚群体,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共同特征。女性和年轻工人的境遇特别差。例如,从2020年2月至5月,美国就业率总体下降了13.0%,但35岁以下工作者的人数下降了17.1%。只有少数国家提供了按教育水平分列的就业数据,但仅就取得的数据来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中有更大比例的失业。例如,在加拿大,在2020年2月至5月期间,高中肄业学历就业人数下降了17.1%,高中毕业学历就业人数下降了14.7%,而大学毕业学历就业人数仅下降5.6%。在没有紧急福利的情况下,那些失业的人可能会耗尽流动资产或承担更多债务,因此女性、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将看到财富出现不同的减少。然而,在紧急福利丰厚的国家,情况并非一定如此。封锁导致的消费机会减少,再加上收入支援项目,反而让对许多人的储蓄增加了。因此,OECD组织成员国的家庭净储蓄率有所上升,例如,欧盟区家庭净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19年的5.8%上升到2020年的12.57%。穆迪分析公司估计,在全球范围内,疫情造成的超额储蓄总额为5.4万亿美元。

女性工作者最初遭受疫情的影响很大,部分原因是她们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和行业中占比很高,如餐馆、酒店、个人服务和零售。国际劳工办公室报告说,在疫情之前,全球40%的女性工作者受雇于注定会受到最严重影响的行业,而只有36.6%的男性在这些行业工作。这些结果在疫情开始时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中很明显。例如,就OECD组织的整体而言,女性失业率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5.6%上升到2020年第二季度的9.3%,扩大了与男性的差距,他们的失业率仅从5.3%扩大到8.5%。然而,到2020年第四季度,女性失业率降至7.2%,而男性的比例为7.0%,其性别差异与疫情前的差距相似。不同国家的模式存在一些明显差异。例如,在美国,尽管女性在疫情开始时的失业率超过了男性,但到2020年第四季度,女性失业率下降至6.7%,而男性为7.1%。在欧元区,疫情开始时男性失业率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女性,但到2020年第四季度,女性失业率为8.4%,男性失业率为7.8%,差距达到0.6个百分点,与2019年第四季度的差距相同。

2020年底失业率的性别差距与疫情前相似有几个原因。虽然一些女性工作者回到了原来的工作或类似的工作,但许多女性工作者有灵活性,在影响较不严重或不断扩大的行业找到替代工作。其他人则完全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气馁的工人”效应。然而,这并没有扭曲失业率上的性别差异。2020年,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规模相似,至少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是这样。在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比男性下降了0.1个百分点,而在欧元区,则比男性下降了0.5个百分点。

疫情期间,对妇女的健康和其他非经济状况的影响显然也非常重要。在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的140个国家中,妇女占健康和社会保障劳动力的70%,这些国家的感染率一直很高。由于学校和餐馆的关闭,以及家庭收入的下降,家庭和育儿义务的增加,封锁可能给女性带来了比男性更大的压力。单身母亲突然面临24小时的育儿职责和可能的失业,而这只是女性所面临的挑战的其中一种可能性。这种压力可能也体现在对财富以及对健康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中。

千禧一代的年龄范围(2000年以后成年的人群),现在是20-40岁,这个范围跨度较大,年龄最大的成员在就业方面可能并不比整体人口更糟糕,而如上文引用的数字所示,较年轻的人——尤其是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表现可能相当差。与千禧一代相关的劣势有一部分是2007-08年经济危机的后果,该危机导致许多人失业。新冠肺炎疫情意味着对千禧一代的“双重打击”。然而,他们至少没有受到疫情对健康的最严重影响。

在疫情期间,一些少数种群在健康和经济方面遭受的损失远高于平均水平。例如,在美国,关键少数种群的感染率和住院率远远高于白人人口。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报告说,与白种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均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1.9倍,西班牙裔高出2.3倍,土著人高出2.4倍。由于失业人数也高于白人,这些群体遭受的损失甚至更多。2020年2月至6月,7.5%的白人工人失业,但11.5%的非裔美国人和12.3%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失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这些少数种群的财富影响可能较小,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财富,而且借贷的机会也很少。根据2019年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西班牙裔人的财富中位数仅为白种人的19.2%,非洲裔美国人的财富中位数仅为12.8%。


02-09 紧急时期的家庭财富

财富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被用作未来消费的资源存储,特别是在退休期间。当它直接使用或作为贷款的抵押品时,它也增加了非常规和创业活动的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价值在于其能够缓冲失业、健康不良、自然灾害或疫情等事件带来的冲击。即使在拥有慷慨的国家养恤金、充足的社会保障网和良好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的国家,财富的这些功能也很重要。但它们在有基本社会保险计划和医疗保健限制的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

在关键时刻,那些有紧急储备的人和没有紧急储备的人之间的对比是最明显的。在过去的一年,大量个人同时遭受各种负面冲击,这时家庭财富的重要性怎么夸张都不过分。低财富储备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的负面影响。低财富储备的个人在面临紧急情况时的选择较少。简而言之,家庭财富在决定国家和个人对疫情造成的冲击的复原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0年的家庭财富结果是出乎意料的。鉴于健康和经济方面遭受的挑战,最乐观的预测也不过是家庭财富不会比GDP崩溃的更严重。结果却恰恰相反,财富水平的决定因素似乎已经脱离了那些在疫情经济中影响日常生活的因素。财富水平继续增长,就好像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一样。因此,要么财富进化的规则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要么就是在为某种调整奠定基础。我们可能在未来的财富报告中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下一章将重点介绍2020年财富分配的变化。然后,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展望未来五年家庭财富的发展方式。我们的计算是基于对GDP增长、汇率变动等的预测,这很可能是非常不准确的,但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预测。第四章是我们惯例会做的各国家专栏的扩展版本,我们会在选定的国家群体中对比各国在疫情时期的经验。

当有来自可靠来源的新的或修订的数据时,我们对过去几年的预测会定期更新。我们还不断尝试改进用来估算家庭财富水平和分配的方法。瑞士信贷2021年全球财富数据库提供了数据来源的细节,并奠定了支持我们研究结果的研究方法。它还包含了许多额外的数据。


02-10 关于概念和方法的说明

净资产,或“财富”的定义是指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加上不动产(主要是住房)减去其债务的价值。这对应一个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它列出家庭拥有的物品,以及假设在市场上出售可得的净值。私人养老基金的资产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国家养老金的权利。人力资本与国家拥有的资产和债务(不能轻易分配给个人)也完全被排除在外。

估值通常通过终末期汇率换算后用美元表示,但有时也会用“平滑汇率”来控制汇率的短期波动。全年的数字是指年终的数值。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忽略了儿童自己拥有的相对较少的财富,并将我们的研究范围限定在2020年总数为52亿的全球成年人口。为方便起见,居住地点也被称为“地区”或“国家”,尽管后者也包括经济自治区,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中国台北)。“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它们由于人口规模而被分开处理。

我们会用《福布斯》年度全球亿万富翁名单来提高对100万美元以上财富持有量的估测准确度。福布斯的数据汇集了自2000年以来的全年数据,然后应用成熟的统计技术来估计构成最大值尾部的那些数字。这让我们得出高净值(HNW)类别的全球资产持有模式的合理价值在1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超高净值(UHNW)在5000万美元以上。更多细节见瑞士信贷2021年全球财富数据集。


03 2020年全球财富分布

2020年,全球和大多数国家的成年人之间的财富差异都有所扩大。全球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520万,达到5610万。因此,一个成年人现在需要超过100万美元才能进入全球前1%。超高净值(UHNW)集团的成员增加了24%,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

03-01 个人间的财富分配

各国之间平均财富水平的巨大差异与各国内部的高度财富分化相匹配。本节报告了个别国家的财富分配情况。但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家庭财富在世界上所有成年人中分布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将我们对各国平均财富水平的估计与关于各国内财富分配模式的信息结合起来。

图1中的财富金字塔总结了全球所有成年人之间的财富分布。低财富持有人的庞大基础支撑着被越来越少的成年人所占据的更高层。我们估计,2020年有29亿人——占世界上所有成年人的55%——的财富低于1万美元。顶上一个层次覆盖财富在1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人群,这个群体的人数增长在本世纪是最大的,从2000年的5.07亿到2020年年中的17亿多,增长了超过三倍。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日益繁荣,特别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张。该群体的平均财富为33,414美元,略低于全球平均财富水平的一半。该群体57.3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体量发挥了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

中上层的财富在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本世纪也有大幅增长,从2.08亿人增长到5.83亿人。他们目前拥有的净资产总计163.9万亿美元,占全球财富的39.1%,几乎是该群体人数在成年人中占比的4倍。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通常就属于这一群体。在此上面,顶级的高净值(HNW)个人(即百万富翁)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但近年来已经迅速增长。现在它有5600万人口,占所有成年人的1.1%。成年人现在需要超过100万美元才能有资格进入全球排名前1%,所以这一层实际包含了全球排名前1%的所有成员,加上大约50万名未跻身前1%的百万富翁。高净值成年人在总财富所有权和他们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方面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高净值成年人的总财富增长了近4倍,从2000年的41.5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91.6万亿美元,同期他们在全球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从35%上升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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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金字塔各层的成员身份在居住地和个人特征方面是相当独特的。基层在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分布最均匀,但个人情况也更分散化。在发达国家,大约30%的成年人属于这一类别,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来说,这种情况要么是短暂的——例如,由于生意亏损或失业——要么是与处在青少年或老年的生命周期相关。相比之下,在许多低收入国家,超过80%的成年人都在这个财富范围内,所以一生都处于财富底层的情况是常态。

金字塔中间这两个部分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占主导地位,占总人数的38%,而印度占9%,拉丁美洲占6%,只有3%来自非洲。百万富翁的地区代表率进一步倾斜,42%的成员居住在北美,28%居住在欧洲,17%居住在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因此,与财富金字塔的基层(其特征是来自所有国家和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各种各样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净值个人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和国家,并且往往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例如,参与同样的全球奢侈品、休闲度假和子女教育市场,即使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大陆。这些人的财富投资组合也更可能趋同,重点关注金融资产,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


03-02 全球财富分配

通过分配成年人到相应的全球财富地位,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财富分配的地域特征。例如,我们的计算表明,到2020年底,一个人只需要7552美元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半人口。然而,要跻身全球财富持有人的前10%,必须拥有129,624美元,要进入前1%,门槛就变成了1,055,337美元。一年前,对排名前1%的成员的门槛只是988,103美元。因此,2020年标志着全球首次超过1%的成年人都是百万富翁。除此之外,这反映了2020年货币对美元的升值,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对美元长期实际价值的侵蚀。

以这种方式确定全球财富百分位数,可以建立每个全球财富十分位数(即10%的份额)的地域关系。图2(包含2a和2b)提供了2000年和2020年的可视化分布。在图中,我们确认了很多已知的关系:非洲和印度公民集中在财富金字塔的基底层,中国在中间层的主导地位,北美和欧洲在最高百分位的比例明显过多。同样明显的是,全球财富底层的北美和欧洲居民数量各占约十分之一,这反映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发达经济体很容易举债,从而导致净财富为负。还要注意,虽然大部分印度公民位于全球财富分布的左半部分,但大量的印度公民也占据了顶级财富阶层。这对非洲来讲情况却大不相同。

图2(包含2a和2b)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国在图表中央部分的突出地位。20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中间地位,其大部分公民占据了全球4-8的十分位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异常的财富增长率使国家形象直线上升,取代了增长记录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从图2a和图2b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挤出了部分以前欧洲占和北美据前10%和前5%的成员,对欧洲的挤出效应相对于北美更加明显。这些前十分之一的前成员就这样被中国的同行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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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按国家划分的全球高净值人群

现在,我们将对财富持有人的上层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从个别国家的(美元)百万富翁的数量开始。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这个数字都取决于三个因素:成年人口的规模、平均财富和财富不平等。美国在这三个标准上都得分很高,是迄今为止百万富翁数量最多的国家:2200万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9.1%(图3)。这远远领先于中国,中国以全球9.4%的百万富翁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日本(6.6%)的比例多年来一直在稳步下降,其地位现在受到德国(5.3%)的威胁。接下来是英国(4.4%)、法国(4.4%)、澳大利亚(3.2%)、加拿大(3.0%)和意大利(2.6%)。西班牙、韩国、荷兰和瑞士各自住着全球约2%的百万富翁,印度和台湾(中华台北)各占1%,而瑞典则首次达到1%的门槛,取代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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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百万富翁趋势

据我们估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有5610万百万富翁,较上年同期增加了520万(表1)。这一增长反映了家庭金融和有形资产的升值与疫情造成的经济中断之间的脱节。美国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新增百万富翁——170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惊人的增长,但这仍不足以阻止其在全球百万富翁中的份额下降的势头。

表1中列出的其他国家的百万富翁——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法国、英国、中国、加拿大、荷兰和意大利——都因货币对美元升值而迎来财富膨胀,这对一些国家来说可能是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与之相比,百万富翁数量的减少就没那么明显,尽管巴西一个国家就减少了10万。货币贬值是表1所列国家的主要损失,如巴西、印度、俄罗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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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按国家划分的百万富翁密度

世界上大约有1%的成年人是(美元)百万富翁。但是,这一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有何不同呢?表2中记录的结果很有启发性。从低点开始,百万富翁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俄罗斯都不常见:大约每千名成年人中有一个。在中国,这个频率并不高多少。尽管百万富翁的数量大幅增加,但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百万富翁仍然相对稀少:大约每20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相比之下,随着百万富翁密度开始上升,在南欧随机遇到百万富翁的几率开始上升。百万富翁占意大利和西班牙成年人的3%。如果你向北前往法国、奥地利或德国,几率会增加(约4%),如果你继续北上到比利时、荷兰、丹麦或瑞典等国家,几率会进一步上升(约6%)。美国或香港特别行政区(在8%以上)、澳大利亚(9%)的百万富翁密度则更高一点,瑞士最高(15%)。和以前一样,我们排除像摩纳哥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那里的百万富翁密度很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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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我们对百万富翁数量的估计有时远高于其他财富报告中的估计。我们认为,我们的估计更准确,因为它们是通过对于可靠来源的可靠数据应用标准统计技术得来的。

其他财富报告估计数据较低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只涵盖“可投资资产”,这些资产没有包含业主自住的房子。我们使用了一个对净资产的综合定义,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以及债务(但不包括“人力资本”)。

其次,我们的估计完全建立在国家统计机构编制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之上。其目的是综合覆盖普遍认为是个人财富的部分资产:住宅、土地、储蓄、投资等。但它们通常也包括为向参加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人支付当前和未来的养老金而收集的养老基金的市场价值。这是家庭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一点。

我们的报告中百万富翁数量高于其他报告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改善了财富分配的形态。财富分布数据通常来自样本调查,但通常无法准确地获取财富分布的顶端数据。从调查获得的证据预测,净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持有者数量可能接近于零。我们利用富人名单提供的证据,特别是福布斯年度财富亿万富翁名单,纠正了这种记录不足的现象。虽然《福布斯》的数据在某些方面会受到批评,但我们没有更好的数据来源可以对许多国家采用一致的方法。我们使用公认的方法来调整财富分配的顶部分布,以匹配福布斯的数据,这能够弥补任何特定国家的亿万富翁样本可能相当小,而且受每年变化的影响给统计带来的困难。


03-06 财富金字塔的顶端

在2020年,百万富翁数量增加的同时,财富分配最高阶层的成年人数量也大幅增加。在2020年的5610万百万富翁中,绝大多数人——4910万人,占高净值人群的88%(图4)——的财富在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之间。另外450万成年人(8.1%)的财富在500万至1000万美元之间,有250万人的财富超过1000万美元,这250万人中有230万人的资产在1000-5000万美元之间,剩下215,030名超高净值(UHNW)个人的净资产截至2020年底超过了5000万美元。这比去年同期的173,620人多出41,410人,增长了23.9%。这在任何一年都算的上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但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动荡的一年里,这是尤其惊人的。针对疫情的政策反应当然对此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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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 超高净值个人

通过对超高净值群体在2020年底的数据进一步检视,我们发现,有68,010名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成年人,其中5332名身价超过5亿美元。超高净值群体(财富超过5千万美元)的地域分布集中在北美,有114,380名成员(53%),而欧洲有38,110名(18%),另外28,130名(13%)生活在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单个国家中,美国以110,850名成员遥遥领先,相当于群体世界总数的55%(图5)。中国有28,130名超高净值个人,其次是德国(8,630)、英国(5,100)、日本(4,670)和印度(4,320)。其他排名前十的国家还包括法国(3,750)、加拿大(3,510)、意大利(3,560)和瑞士(3,300)。

2020年,超高净值群体增加了41,420名成年人,增长了24%,超过了本世纪除2003年以外任何一年的增长率。大多数地区都为这次增长做出了贡献,只有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例外。北美地区增加了21,640人(23%),人数最多。中国略少,增长9,830人。但仅这两国的数字也意味着该群体人数在2019年的基础上增长了54%。欧洲(增长17%)和亚太地区(增长20%)的百分比增幅也很可观。

美国是该群体人数增长最多(21,313)的国家。和中国一样,超高净值群体在德国(1,630)、日本(1,580)、英国(1,400)和韩国(1,010)等国的人数都增加了超过1000人。超高净值人数的减少并不常见,而且降幅相对较小,下降最大的是希腊(下降110)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下降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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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财富分配不平等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对财富不平等的分析可以简化为两个简单的问题:顶级财富群体与全体公民的平均水平差距有多远?底层财富群体比平均水平低多少?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通常是根据前10%的富人所占的财富份额、前1%的富人所占的财富份额,以此类推来构建的。但这些统计数据对财富分布在底层的那一半的变化不敏感。基尼系数是一种基础更广泛的不平等衡量方法,它同时捕捉到了财富光谱两端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2020年财富不平等的普遍加剧。2009年不平等系数的上升也很普遍,有时幅度要大得多,但当时上升的最大幅度与2008年不平等系数的显著下降有直接关系。如果政府收入转移和其他政府支持计划尚未实施,如军队的带薪休假等,2020年疫情对就业和收入的经济影响可能会损害最低财富持有人群体,迫使他们减少储蓄和/或背负更高的债务。相比之下,顶级财富群体的收入相对不受经济活动的整体水平降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受益于低利率对股价和房价的正面影响。我们已经记录了这对财富金字塔顶端人群的总财富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百万富翁和超高净值群体数量的增加。这将加剧财富不平等,无论是以顶层财富份额还是基尼系数来衡量。

关于财富分布底层的那一半人口,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调查数据才能明确显示出疫情对不同国家的财富的影响。我们对于一些人口亚群体更感兴趣,如妇女、少数族裔或年轻一代,但目前也只有在前一章中所探讨过的那些片段式的证据。目前唯一的确凿数据的来源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现在每季度在其分布式财务账户(DFA)中公布关键的财富分配统计数据。然而,它并不是基于实际的观察结果。相反,它会调整在最新的消费者财务调查(SCF)中记录的个人家庭的资产和债务,以匹配最新的官方家庭资产负债表总额。资产覆盖范围还扩大到SCF未涵盖的耐用消费品和雇主养老金。这些额外的资产分布更平均,因此最终结果对不平等系数的估计比美国通常报告的估计要低。

DFA显示,在2019年底,前1%的家庭的总财富占有比例为31.1%,2020年3月底下降至31.0%,到2020年底逐渐上升至31.4%。这些趋势反映了2020年第一季度股市的短暂大幅下跌以及随后的强劲复苏。实际上,美国最底层50%的家庭占有的那一小部分财富份额从2019年底的1.8%也有逐渐上升到2020年底的2.0%。第50至99百分位的家庭则减少了占总家庭财富比例的0.5%。值得注意的是,“底层的那一半”人口的身份是会转换的:那些获得财富的人更有可能被排除在外;那些失去财富的人更有可能被归入这个群体,因此这个估算出来的小幅上升相对真实数据很可能是被高估了的。

底层一半分布的这一变化幅度对基尼系数值的影响很小,而对顶级财富群体的财富份额的影响甚至更小。表3总结了我们在本世纪整体财富不平等趋势背景下对一些国家2020年财富不平等情况的评估。

以任何标准来看,所有国家的财富不平等程度都很高,而在某些国家则异常高。作为一个粗略的指标,前1%的富人一般占有35%的财富,前10%的富人占据的份额一般为65%。基尼系数值为70时是相对较低的,基尼系数高于80则相对较高。这些数值要远远高于收入不平等系数或任何其他标准福利指标的相应值。

在大多数国家,财富不平等情况在本世纪初有所下降,这反映出非金融资产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而非金融资产的分布往往比金融资产的分布更均匀。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从2000年到2010年,不平等程度呈强劲的上升趋势。金融危机后,金融资产的强劲增长导致大多数国家的财富不平等速度快速上升,直到2015年开始趋于平稳。在这方面,顶层财富份额和基尼系数所显示的趋势基本一致。对于表3所列的国家,除德国和日本外,2019年的财富基尼系数均高于2000年的水平,而前1%的富人所占有的财富份额,除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外,2019年均类似或高于2000年的水平。

对于表3所列国家,2020年财富基尼系数略有上升,而美国略有下降。除法国和德国外,排名前1%的富人的财富份额也有所增长,但仍保持在或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典型的35%。因此,证据表明,在疫情期间,各国财富不平等水平普遍有所上升。然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很可能不是由疫情本身,也不是由其直接的经济影响造成的,而是为减轻其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主要是更低利率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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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 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

我们的数据集为构建整个世界的财富分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由分析数据我们估计,截至2020年底,全球财富分布的底层50%的成年人总共占全球总财富的不到1%。相比之下,最富有的十分之一(成年人)人口拥有全球82%的财富,仅最高的百分之一就拥有近一半(45%)的家庭资产。

全球经济财富不平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两个潜在因素的结果。一方面,全球不平等的增加或减少相应的反映了国家内部财富不平等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讨论的“国家内部”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各国平均财富水平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变化的影响:也就是“国家之间”的因素。本世纪,新兴市场家庭财富的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缩小了国家间的财富差异,导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迅速下降。这是图6中整体不平等程度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的主要控制因素。然而,随着中国的平均财富越来越接近全球平均财富,其影响力已经减弱,如果中国成年人的人均财富超过全球平均财富,其影响力可能会改变方向。

在本世纪初,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加剧了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导致全球不平等水平的显著下降。2000年至2008年,全球前10%富人的财富份额从88.7%降至84.3%,前1%富人的财富份额从48.3%降至42.7%,基尼指数从91.9降至89.6。从2009年开始,不同的不平等水平评估方法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反映了分布中不同组成部分的权重。前10%富人的财富份额和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截至2019年底分别为80.9%和88.2%。然而,全球排名前1%的企业的财富份额在这一期间有所上升,在2019年达到了43.8%。

关于2020年的情况,结论是一致的。这些指标都一致表明,2020年全球财富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前10%富人的财富份额增长了0.9个百分点,前1%富人的财富份额上升了1.1个百分点,基尼指数上升了0.6个百分点。此外,除了一个例外——2014年排名前1%富人的财富份额——2020年的不平等水平的增长明显高于本世纪任何一年。当然,就像以前一样,这种上升可能是暂时的。特别是,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时间里当前的货币政策会淡出,这很可能会逆转2020年的部分或全部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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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 总结

如前一章所述,2020年的财富创造似乎已经完全脱离了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如果不考虑资产价格的上涨,那么全球家庭财富很可能已经下降了。但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为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的影响掩盖了任何这种趋势。这些因素导致了股价和房价的快速上涨,这使上层财富阶层的人受益。相比之下,那些财富水平较低的人往往会停滞不前,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倒退。最终结果是,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尽管总体水平仍低于2016年之前的记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潜在的因素可能会自我纠正。例如,利率将在某个时刻再次开始上升,这将抑制资产价格。


04 2020-2025财富前景

预计全球财富规模将在未来五年内增长39%,到2025年有望达到583万亿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贡献42%的增长,尽管其目前只占财富总额的33%。成人人均财富预计将增加31%,突破10万美元大关。在不考虑通胀调整的情况下,未来五年的百万富豪数量也将有明显增长,达到8,400万,超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将达到34.4万。

04-01 未来的展望

本章提供了我们对家庭财富在未来五年内可能演变的评估。2019年10月,在疫情开始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2019年的86.6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90.5万亿美元,然后以每年5.4%的速度继续上升(见图1)。到2020年10月,IMF对2020年的GDP预测已经下调至83.8万亿美元,全年下降3.2%,比他们之前的预测低7.4%。当时,IMF还认为,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新冠疫情将导致GDP永久损失约4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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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共识是,在未来几年,特别是在2021年,全世界可以迎来强劲的GDP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4月的最新估计表明,2021年全球GDP总量将达到93.9万亿美元,仅比疫情前的预测低1.5万亿美元,到2024年缺口将缩小到0.7万亿美元。仅2021年的增长就被预测为11.0%。这些对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加上对汇率变动的预测,为我们对未来五年的财富估算提供了背景资料。

股票价格和房屋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可能也非常重要,我们2020年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关于未来的情况,在这方面目前的共识还较少。然而,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目前的价值高估是趋势,因此大概率,或至少在一些国家,资产价格在未来近期会上升得更慢。财富分配的模式也可能发生变化,但财富差异究竟会扩大还是缩小并不容易预测。简而言之,有许多因素将决定我们对财富的预测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

在正常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家庭财富增长之间的联系,再加上我们预期经济活动将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轨道上,使我们相信财富将在未来五年内快速增长。自2000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全球财富以平均每年6.5%的速度增长。在我们的模拟中,我们设定的财富增长速度稍快,在未来五年内平均每年增长6.9%。总财富应增加165万亿美元,在2025年达到583万亿美元。成年人的人均财富预计将增加24,750美元,达到104,710美元,这将是一个分水岭:这将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平均财富将超过100,000美元的门槛,我们用来区分世界财富地图中的 “高财富 “国家。换句话说,我们将首次拥有一个 “高财富世界”。


04-02 中低收入国家的分布

本世纪以来,中低收入国家–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统称为 “新兴经济体”–的家庭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2000年至201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财富份额从9.3%增加到30.3%,增加了两倍多。然而,如图2所示,在过去五年中,该份额的上升速度放缓,并在2020年首次下降到28.9%。这种下降反映了新冠疫情对许多新兴经济体造成的严重损害。但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新兴经济体无法提供许多高收入国家常见的慷慨的一揽子支持和信贷服务,而我们认为这些支持和信贷服务通过资产价格膨胀催生了财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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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2020年不达标的表现是个一次性事件。新兴经济体在这次受挫后应重新获得动力,未来五年财富的增长速度应快于发达市场。预计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家庭财富将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中高收入国家为9.4%,而高收入国家为5.8%。因此,新兴经济体将占5年内家庭财富增长的41.7%,在全球总财富中的份额也将从28.9%上升到32.5%(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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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的大部分财富增长可以追溯到其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我们预计,一旦疫情得到控制,2020年的经济衰退从记忆中淡出,印度的财富将迅速增长。我们预测五年内增长幅度可达到59.0%,将印度成年人的人均财富提高到20,880美元。

本世纪以来,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增长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这种主导地位应该会继续下去。事实上,从现在到2025年,我们预计中国将占到全世界家庭财富增长记录的四分之一以上。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能在多长时间内继续被视为一个新兴市场。我们的预测表明,2025年中国成年人的人均财富将达到105,400美元,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分类标准中,中国将有资格成为一个 “高财富 “国家。本世纪初,中国成年人的人均财富为4,250美元,在我们的国家财富类别划分中处于最低水平。在25年的时间跨度内过渡到我们最高的财富类别,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关于其他地区,我们预见非洲将以与中国和印度大致相同的速度强劲增长。我们还预计拉丁美洲这个在2020年表现最差的地区将恢复得很好,平均每年增长8.1%,其中汇率升值将占约1个百分点。我们预计该地区的财富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将增加5.2万亿美元,其中巴西将贡献1.5万亿美元,墨西哥将贡献1.6万亿美元。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的表现可能较差,因为2020年的财富是人为膨胀的,是由为减轻疫情的影响而采取的行动所支撑的。随着这些干预措施的影响逐渐消失,未来的财富增长将受到限制。


04-03 跨越式发展

中低收入经济体优于平均水平的表现,使我们预期它们的全球地位在未来五年内会有很大提高。图4以美国在20世纪以来的总财富为基准,并将全球最大的一些经济体现在和五年后的总财富情况与之做了一个比较,这里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并做了调整。美国的家庭财富在1900年至2020年间以平均每年3.3%的实际速度增长。图表显示了欧元区、拉丁美洲、英国、中国和印度相对于美国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水平。

欧元区在2020年的总财富为69万亿美元,与2003年美国的财富总额相当。我们预计,欧元区2025年的总财富将相当于美国2014年的财富。因此,欧元区5年内的进步相当于美国历史上11年的增长幅度。以类似的方式来衡量,中国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的进步是惊人的。中国2000年至2020年期间的财富增长相当于美国从1925年开始的近80年的财富增长,但这种涨势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放缓。如果中国在2025年达到我们预测的107万亿美元的实际价值,这将接近美国2017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和2025年之间将取得相当于美国历史上13年的进步。

印度取得的进展也值得注意。在2000年至2020年期间,印度的总财富增长了8倍,到2020年达到了12.8万亿美元。尽管有如此显著的增长,尽管印度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印度的总财富仍仅与70年前美国的水平相当。我们预计2025年印度的实际水平将达到18.4万亿美元,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水平相似。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对比很有趣。英国目前的财富总额相当于美国1959年的财富总额。这一数值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7.7万亿美元,只前进了三个“美国年”,反映出英国退欧和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可能影响。因此,我们预计印度的家庭总财富在未来五年内将超过其前殖民统治者。拉丁美洲经济放缓后经历了快速的复苏,在2020年又出现财富的下降,这让我们预感到,拉丁美洲在2025年总财富将增长到接近14.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48年开始的9个“美国年”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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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财富的构成

图5显示,本世纪除2008年外,全球金融财富每年均高于全球非金融财富,但就整体增长速度,金融财富是较慢一些的。而金融资产在金融危机期间和2020年第一季度遭受重创后,都迅速恢复,并在2020年的整体增长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

我们的预测表明,在未来五年内,金融和非金融财富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在2007年至2019年的一段稳定时期之后,家庭债务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41%,略高于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到2025年,我们预计债务将占总资产的11.6%,仍远低于本世纪头十年记录的13%-14%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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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21世纪的财富分配

图6涵盖了我们对各财富区间人口趋势的预测。在最低的财富区间,即净资产低于1万美元的成年人,在未来五年内可能会减少约1.08亿人口。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将给这一群体增加3800万成人人口,但这会被中等收入国家(1.32亿人)和高收入国家(1400万人)的人口减少所抵消。我们预计全球中产阶级——净资产在1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成年人——将增加2.37亿人口,到2025年总数接近20亿人。这代表该群体人口将新增约14%,其中少部分来自中高收入国家,但大多数(1.83亿新成员)来自低收入国家。

中高财富群体由财富在1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的成年人组成,未来五年可能会新增1.78亿人口。其中,1.14亿将来自中高收入国家,4300万来自高收入国家,2100万来自低收入国家。

瑞信研究院 | 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 - 第24张


04-06 百万富翁和超高净值群体的发展趋势

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在全球财富分配的顶层人口组成中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据我们估计,2025年全球百万富翁的数量可能超过8400万,比2020年增加了近2800万(见表1)。虽然低收入国家的百万富翁数量仍远低于美国或欧洲的水平,但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迅速增长。

美国是到目前为止百万富翁数量最多的国家,远远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中国。但这个差距将会被缩小。我们预计,2025年美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将比2020年增加28%,但中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可能会增加93%,达到1020万人。百万富翁数量次高的国家——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上升速度可能会介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法国在这方面超过英国。

我们预测,到2025年,印度的百万富翁将达到130万人,未来五年将增长82%。尽管最近拉丁美洲不仅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而且在前几年均出现了经济动荡,我们预计其百万富翁数量仍将增长68%,到2025年达到130万。这比我们对非洲的预期增长略低一些,百万富翁的人数可能会增加75%,到2025年达到48.3万人。

瑞信研究院 | 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 - 第25张

04-07 超高净值个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门槛,超高净值个人(UHNWI)的数量预计将加快增长。我们预计,这一数字平均每年增加超过2.5万人,在五年内增加12.9万人,增长60%(图7)。

目前,有一半以上的超高净值个人居住在北美,而APAC地区(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居住了超过5.7万人。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大约3.8万人,而且差异应该会进一步扩大。到2025年,APAC地区可能还会再增加4.2万超高净值个人,总数接近9.9万人,其中57%将来自中国。虽然拉丁美洲占全球成年人口的9%,但只有2%超高净值个人居住在该地区。鉴于该区域较大的几个国家预计未来增长较缓慢,如这一趋势继续保持,该区域未来五年将仅增加3000个超高净值个人。

瑞信研究院 | 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 - 第2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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