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二代涉入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族所有或控制，我国的民营企业中更是有超过80%的为企业主个人或家族所有并直接经营管理。[1-2]从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家族企业对国际化市场的探索从是否选择国际化，到如今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同时发展的局面。[3-4]随着国际贸易结构与形式的交错演化，家族企业也步入了家族传承和战略转型同时并进的新发展时期。[5-6]据《福布斯》201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A股上市家族企业中，一、二代同时任职的比例已高达54.98%,其中12.56%的企业已经完全由二代接管。[7]在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家族二代为家族企业带来了许多变革，在家族企业创新[8-9]、企业绩效、长期投资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10-11]面对复杂国际形势下海外市场的机遇和风险，研究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领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文献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家族企业中不乏阻碍其国际化进程的因素[12],甚至在国内学者早期研究中并不看好家族企业国际化发展，认为其保守与独立倾向、家族涉入等固有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它们的国际化步伐。[13]如果家族企业创始人和第二代都不参与国外市场，那么今后企业唯行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14]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代际传承具有一定的“夭折率”[15],但二代不仅为家族企业带来了积极的创业取向[16],提高了公司绩效[17],而且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可持续管理产生深远影响[18],例如创业取向正向影响着家族企业国际绩效。[19]虽然上述观点并不统一，但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得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20],而二代涉入在家族企业国际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探讨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产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早年家族企业中流传着“富不过三代”的说法[7]，然而打破困局的也正是在21世纪中成长的家族二代。不同于传统“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的传承模式与时代环境[21],如今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更倾向于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因此对于家族企业而言，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权威的最好方法便是将家族二代培养成优秀的接班人。通常家族创始人非常注重对家族二代的培养，甚至在二代涉入初期亲力辅导，即呈现“父子共治”的家族企业管理现象。[22]碧桂园集团家族二代拥有跨文化的成长经历，并且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耳濡目染与优秀的学习能力和战略布局能力让其接管碧桂园集团后成功实施转型升级战略，如进军机器人领域、教育行业、现代农业发展等便可窥一斑。近十年中国家族企业二代涉入数量稳定上升，其中超过20%的家族二代拥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二代国际化背景或成为趋势。

现有研究多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与管家理论来讨论家族企业与二代涉入的理论合法性与可行性。该理论指出：家族企业的选择更容易受到家族内部的影响，例如对家族所有权的掌控、家族董监高的风险偏好等会对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但出于对家族基业长青的追求与股东的责任，二代合法性的建立又会促进国际化的发生。二代行为背后复杂的决策逻辑往往反映出家族企业社会组织(家族)和经济组织(企业)的二元属性[23],同时也阐释了二代涉入在家族企业国际化中形成新竞争力的关键。

鉴于此，本文将从企业战略角度出发，研究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产生的影响，结合二代是否具有海外工作或生活背景等特征，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展开新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拓展以往二代涉入的研究范围，突破传统的二代涉入在企业管理层面产生的影响研究，从企业战略层面出发，探讨二代涉入是否会助推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其次，本文结合二元困境的视角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二代涉入家族企业进行梳理分析，拓展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视角，丰富二代涉入的理论构建。最后，本文对经历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将对家族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以及战略选择等给出一定参考性建议。

首先，拓展以往二代涉入的研究范围，突破传统的二代涉入在企业管理层面产生的影响研究，从企业战略层面出发，探讨二代涉入是否会助推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其次，本文结合二元困境的视角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二代涉入家族企业进行梳理分析，拓展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视角，丰富二代涉入的理论构建。

最后，本文对经历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将对家族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以及战略选择等给出一定参考性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01 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

家族持股是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家族股权又带来家族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24],从而家族企业国际化决策自然受到家族持股比例、结构等的影响。[3]从家族角度看，国际化战略可能带来家族控制的减弱与家族股权的损害[25],从而累及其社会情感财富；从企业角度看，国际化战略虽然可能减弱家族控制与损害家族股权[25],但当国际化战略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哪怕会造成家族控制权的减弱与社会财富的损失也是可接受的。由此引发的稀释家族所有权或管理权、管理层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基层员工之间的内部摩擦，都表明了家族企业国际化面临着”家族化”还是”企业化”的困境。这种困境也表现为家族成员担心家族企业国际化使得家族股权可能受损，于是阻碍家族企业国际化决策。然而二代涉入在这条传导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二代涉入在家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有利于家族控制权的加强，从而对家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削弱起到抑制作用，促进国际化战略实施。在现有文献中二代管理权涉入可视作家族企业为强化家族特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26],而所有权涉入程度越高，企业绩效与家族财富积累之间的关联度也越大。[27]可见二代涉入对于家族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有加强作用，同时具有强烈的信号作用。二代涉入对家族控股的加持作用，可以很好地抑制家族企业国际化导致的股权与控制权稀释风险，减轻家族董事会成员对国际化战略的风险厌恶，助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其次，二代涉入对“去家族化”的稀释家族控制等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巩固和增加了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28]传统意义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是企业国际化的阻碍原因之一，但二代涉入的目标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中却是多元的[8],既有追求家族基业长青的个人合法性与权威的建立，也有追求企业发展的企业绩效提高、市场份额扩大等。出于合法性的考虑，二代更愿意采取国际化战略来开拓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绩效，增加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当家族拥有强烈的继任意愿时，为了实现基业永续和促进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发展，家族领导人将乐意选择国际化这种长久的成长战略并延长家族对国际化投资的评定期，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就业机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29]可见在合法性构建与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积累角度，二代涉入也会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进程。

最后，不同于其他家族成员涉入家族企业，二代作为家族董监高的一员，其特殊的高管特征也有利于家族企业国际化。二代涉入作为明显变革的信号，通常以企业基业长青、家族文化得以传承为追求，往往拥有更大的风险容忍空间与长期战略布局8;但其他家族成员往往以持股的方式嵌入家族企业，其更关心长期利益稳定，并通常表现出风险厌恶与国际化厌恶型。[30]同时，管理者身份要求二代具有长远战略目标、当机决断的毅力以及为企业长期发展做考虑的眼光。而在中国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局势下，国际化已经成为家族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从企业长期战略发展角度考虑的二代，在自身合法性建立的迫切愿望下[31],追求长远发展，家族企业国际化就成为了首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二代涉入将正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

02 二代海外背景与家族企业国际化

高管作为企业管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决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而管理者本身的人物特征决定了其视野、能力、经验和局限[32],进而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中具有海外背景的成员占比越多，那么企业进行国际市场开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采取国际化经营战略越有可能成功。[33]可见，高管的海外背景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由于二代的企业治理才能与管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代继任后家族企业的发展前景，为此，家族创始人通常会将其置身于提升能力的场景中，如教育与工作经验培养。二代在进入家族企业前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储备和企业管理经验与能力，将帮助家族企业减少在代际传承阶段的过渡时间与风险，并帮助二代尽快建立自身权威与合法性。

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相比于本土二代而言，更加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与商业习俗，更能发现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需求差别，也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与不局限于国内商务运行的固有思维模式。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拥有的跨文化成长经历以及优秀的学习能力和战略布局能力，通常在家族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战略实施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将更倾向于家族企业国际化。

二、研究设计

01 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家族企业为样本，样本起始于2008年是因为国泰安数据库(CSMAR)自2008年开始录入《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数据库》。通过WIND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对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做初步统计，并辅以家族企业年报、企业官网披露的高管经历以及新闻媒体相关的报道等，手工收集了2008—2021年中国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二代的学历、教育背景、海外学习或生活等信息。同时通过国泰安数据库对观测期内家族企业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企业规模、公司年龄等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01

剔除金融类行业；

02

剔除ST、ST*等特殊样本；

03

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及个别海外收入超过总收入的异常值。

本文最终样本量包括1542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数据通过STATA16完成实证部分。

02 变量定义

家族企业二代涉入（G2）

参照Xu等的研究[17],将二代涉入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二代(包括儿子、女儿、儿媳和女婿)是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或高管的公司年度观测值，即此时有二代涉入则为1,否则为0;同时，有海外工作经历或者求学经历(含二者)的视为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Over),记为1,其余不满足条件的视为无海外背景并记为0。

家族企业国际化（International）

本文以家族企业是否选择国际化战略设置虚拟变量(Inter),考虑到国际化战略往往伴随海外收入，故有海外收入记为1,否则为0,这里的海外收入包括出口与直接、间接投资等方式产生的营业收入。随后，本文以家族企业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Rinter)作为衡量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则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越深、越完备。

控制变量（Controls）

家族企业国际化与公司特征和治理结构息息相关[13],为此，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等控制变量，具体见表1。

03 检验模型

由于存在部分家族企业未进行国际化的情况，故被解解释变量部分为0,则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与Tobit归并回归来检验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产生的影响，具体见以下模型(1):

International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利用家族企业国际化选择(Inter)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Rinter)来衡量。其中Inter为家族企业是否发生国际化的虚拟变量，适用Logit模型。Rinter表示家族企业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适用Tobit模型。G2代表家族二代，Controls为本文选定的控制变量。若β1显著为正，说明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由此来验证假设1。

为验证假设2,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2):

在模型(2)中，解释变量为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Over),其余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和模型(1)保持一致，仍然利用Inter与Rinter来检验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分别适用于Logit模型与Tobit模型。假设2得证则要求模型(2)中的β显著为正。

三、实证分析

0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由表2的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G2的均值为0.230,标准差为0.421,说明在对应公司观测值年度中有不到30%的家族企业已经有二代涉入的存在，且有一定差异；变量Over的均值为0.056则说明在中国家族企业中超过5%的二代继承人有海外背景；而超过40%的家族企业已经采取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但从总体看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国际化营收占总收入的10%左右。同时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0.6,因此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具体如表2所示。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临海与内陆企业所处环境与经营业务均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二代涉入家族企业现象也呈现出地域差异性，具体见图1。浙江省几乎包揽了近5年二代涉入现象最普遍的省份，其次分别是江苏、广东和上海等地。以2021年数据为例，浙江省有124家家族企业存在二代涉入，江苏、广东和上海依次为80家、57家和29家家族企业中二代参与企业管理和经营。究其原因在于，历史上江浙沪地区家族企业十分活跃，家族企业数量也相比于内陆企业更多，广为人知的“浙商”中大部分均为家族企业，且二代涉入现象较内陆更普遍。

02 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检验结果。列(1)和列(2)单变量检验发现，G2的系数显著为正；列(3)和列(4)加入了各控制变量后二代涉入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并且加深了国际化实施程度，假设1得到支持。这表明二代涉入在维护与提升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同时，出于家族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考虑，二代倾向于开拓国际市场份额，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二代的海外背景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息息相关，本文进一步考察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在家族企业国际化中起到的作用。

表4报告了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在家族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列(1)和列(2)单变量检验发现，在全样本中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涉入(Over)的系数显著为正；列(3)和列(4)报告了控制变量下0-ver的系数仍大于0且分別通过1%和5%的显著性检验；列(5)和列(6)报告了在已有二代涉入的分样本检验中，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系数分别为0.214和0.02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假设2得以支持。这表明海外求学或工作的经历对于二代而言是丰富其知识阅历与构建其国际性战略视角的时机，跨文化成长经历帮助二代建立多样性与创新性思维，从而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中得到体现。

03 内生性检验结果

两阶段法

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回归法来控制二代涉入决策的内生性。有关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首先对于二代涉入(G2),参照Xu等的研究[17]，本文选取董事长任职时长作为工具变量，将董事长任职时长(Time)超过10年的记为1,否则为0。因为随着董事长任职时间的增长，二代涉入的可能性更高，但董事长任职时间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较小。其次，考虑到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涉入(Over)与教育相关，本文选取家族企业所在地的学校总数(School)作为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涉入的工具变量。最终，本文将董事长任职时长设置的虚拟变量(Time)与学校总数(School)作为工具变量，结合前文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一阶段模型见模型(3)、模型(4),两阶段结果见表5。

由第一阶段报告结果可知，董事长任职时长(Time)与二代涉入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家族企业所在地学校总数(School)对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涉入(Over)有促进作用。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二代涉入(G2)与家族企业国际化选择(Inter)、家族企业国际程度(Rinter)分別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而具有海外背景二代涉入(Over)则均在5%的水平上与二者正相关。同时本文对有关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Time和School的F统计量分别为22.51和17.14,均超过了临界值10,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了外生性要求。

PSM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进一步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全样本均采用1:1方法匹配。通过匹配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组间密度对比发现两组间样本均值已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匹配效果良好。故利用匹配后的数据进行Logit与Tobit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见，控制内生性后解释变量G2、Over的系数仍为正，与前文结论一致。

04 稳健性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

为保证本文实证检验的准确性，分别对模型(1)与模型(2)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针对拟合优度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卡方统计量估值、调整的R²等，考虑到本文采用Logit与Tobit回归模型，故利用Pseudo-R²评估来对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测量，分别得到模型(1)和模型(2)的Pseudo-R²都接近0.2,可见本文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同时本文还利用贝叶斯信息准则来评估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得到的结果显示拟合优度较高。

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考虑模型设定带来的偏误，考虑到Logit与Tobit模型的特点，选取Probit模型验证假设1和假设2。[34]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二代涉入(G2)与海外背景二代涉入(Over)对家族企业国际化(Inte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都加深了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可见更换模型设定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表格备索。

05 进一步分析

为探究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是否会在不同的样本或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本文利用分组回归进行进一步分析。

行业分组检验

考虑到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属的行业，为此首先进行行业分组回归。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撑，自19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先后进入跨国公司时代[35],而我国作为制造业生产和消费大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逐渐认识到开展国际化的重要性。考虑到一部分家族企业作为制造业行业的重要组成者之一，本文按照家族企业是否属于制造业企业进行分组，检验二代涉入及其海外背景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见，在制造业家族企业中，解释变量G2与Over对家族企业国际化(Inter)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分別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二代涉入及其海外背景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非制造业的家族企业，变量G2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系数多为负相关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而Over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二代涉入对非制造业家族企业国际化起到了抑制作用，此时二代的海外背景也并未表现出支持家族企业国际化发展。原因可能在于，非制造业的家族企业相对较少，而二代涉入的概率与现象可能会低一些，并且非制造业企业自身的国际化意愿可能并没有制造业企业強烈，因为其市场份额相对较小，维护现有的社会资源与保持能力要比进行国际化战略冒险更重要，而二代也会更加重视家族企业現有的社会情感财富，而非扩大市场份额。制造业企业早已进入了国内外相互竞争的局面，并且制造业往往需要雄厚的资金周转，保证原材料、生产线的及时供应，因此市场需求与企业实力促成了制造业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发生，二代也充分认识到海外市场的可拓展性与盈利性，对实施国际化战略持支持态度。

股权集中情况分组检验

高管团队中有一定比例的家族成员是家族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也影响着企业股权分布与董事会治理。一方面，家族成员控股是家族掌权企业的关键，股权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司治理与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企业股权代表着出资人利益和风险偏好在资源上的体现，因此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故本文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超过50%作为分组检验，结果见表8。

如表8所示，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等于50%的组别中，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系数不再显著为正，表明在股权分配极端的家族企业中，二代涉入对国际化战略并不抱有积极态度。这说明当股权过于集中且家族涉入程度较高时，来源于股东的资源多样性会受到影响，而资源的种类、数量及丰裕程度都会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过高时，二代涉入通常较难，并且二代建立自身合法性和权威性也会受到一定阻碍。在此期间，实施某种战略或组织改革在获取自身合法性面前就退而求其次。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50%的组别中，解释变量G2与Over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及其程度的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股权相对分散、家族涉入程度较低的家族企业中，股东带来的资源异质性与丰富程度都更高，并且家族企业董监高往往由不同职业梯队组成，在股权分配上往往也相对分散。二代涉入在加强了家族成员之间情感纽带的同时，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战略改革，从而推动家族企业国际化进程。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是否更愿意进行海外扩张、二代涉入是否会加深企业国际化的程度、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是否能够正向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结果表明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正相关，加深了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程度，并且这在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进一步利用行业异质性与第一大股东比例是否超过50%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在制造业家族企业中，二代涉入对企业国际化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这在非制造业家族企业中没有体现；在股权分配极端的家族企业中，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不再呈正相关关系，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正相关。可见二代作为家族董监高，在属于制造业或家族涉入程度较低的家族企业中，其能够结合企业具体情况进行变革与突破，助推国际战略的实施。这在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身上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把握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关键期，将家族企业长期导向作为战略安排，制定合理的国际化发展规划，提升企业决策效率，灵活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2）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应当吸收相应国际化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管加入企业团队，利用其优秀的海外工作能力降低国际化风险。

3）家族二代接班人应当具备足够的能力与权威性，才能使家族企业业绩在代际传承中螺旋上升。这要求二代兼具职业经理人的能力与家族成员的身份觉悟，在经营企业努力提升企业业绩的同时，能够为家族企业带来更多的社会情感财富。

4）企业所属行业与其国际化战略紧密相关，尽管变更企业所属行业可能性非常小，但家族企业仍可以通过合理安排股权结构来达成国际化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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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1SKGH129);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计划重点项目(KJZD-K202100902);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SISU2022XK114)

作者简介：林川(1985-),男，山东青岛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赵艳秋(1998—),女，重庆铜梁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企业经营与管理，通讯作者，邮箱：yangiusisu@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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