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收入越过1万美元门槛之后的关键挑战

提要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举办闭门研讨会暨CF40季度报告会“人均一万美元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报告指出，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六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后，普遍遇到了市场内生需求不足、生产率提升难度增加、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对社会保障诉求上升等问题。总结六个发达经济体应对经济转型挑战的经验教训，有如下发现：

首先，面对市场自发需求不足，一是主要依赖总需求管理手段，供给端手段不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应对不当可能破坏市场机制、抬高供给成本，陷入滞胀；二是保护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独立性；三是顺应投资回报率下降，下调利率；四是在通胀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财政扩张有很大空间。

其次，政府通过金融管制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补贴投资和工业部门的模式不再适用，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经济是关键。一是鼓励公平市场竞争，发挥市场的力量，同时加强反垄断，削减和取消各种政府补贴；二是进一步加强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开放；三是加强基础科研和教育。

第三，经济进入转型期后，社会问题会出现新特点，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只是其中一个选项，更重要的是改变过去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依靠税收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改善非正规就业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新的社保体系强调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在教育与培训方面的救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能力。

* 本文系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系列简报，内容主要来源于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闭门研讨会1暨CF40季度报告会“人均一万美元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执笔人为CF40资深研究员张斌，CF40研究部副主任、青年研究员朱鹤，CF40青年研究员钟益、张佳佳。

人均收入越过1万美元门槛后的国际转型经验

一、 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左右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分水岭

二战以后，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区域，区域内的部分国家经历了连续20-30年增速超过5%的持续经济增长，并在此后一直保持在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经济增长奇迹的发生主要来自成功的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经历了从手工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持续升级，农业部门得益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不会一直延续，人均收入一万美元（购买力平价，1990年不变价格）左右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过了这个分水岭以后，破旧立新的压力大增，政府在高增长阶段所采取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的经济绩效大减，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种矛盾凸显。

研究表明，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六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以后，普遍遇到了市场内生需求不足、生产率提升难度增加、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对社会保障诉求上升等问题。但是，欧洲和东亚两类经济体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带来的结果大相径庭。

二、欧洲：忽视总需求管理，过度保护传统产业，引发持续通胀预期后陷入长期滞胀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经济体在经历了1950-1960年代的黄金增长时期以后进入转型阶段。这一时期遇到了三重冲击：

• 一是结构转型，工业化的高峰期已然过去，生产率增速显著放慢，传统产业和工人面临巨大淘汰压力；
  
• 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固定汇率难以再持续，各国货币政策面临严峻挑战，不灵活的汇率体制很容易招致国际资本投机；
  
• 三是石油价格突然大幅上涨，对产品相对价格体系带来巨大调整压力，对经济稳定也是巨大威胁。

面对上述多重挑战，大部分欧洲国家事实上选择了忽略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没能充分发挥总需求政策的效能。欧洲国家为维护汇率稳定，普遍放弃了总需求政策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70年代初，欧洲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包括降低利率和增加公共部门投资等多种方式的刺激政策，经济有所恢复。而随后通胀成为总需求管理更大的挑战，各国不得已采取了持续多年的财政紧缩政策，留下了较大的产出缺口。

同时，大部分欧洲国家选择运用国家力量克服困难，但效果并不好。与此相关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 国有化和政府出面鼓励企业间的兼并和重组。
  
• 保护传统产业工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要求将通货膨胀与工资挂钩，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要求雇主不解雇富余的工人。
  
• 限制国外产品的输入。英国和法国以此暂时保住了国内的纺织业。
  
• 价格管制。英国1977年制定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价格竞争。
  
• 通过刺激消费和各种福利性改革来刺激需求并降低失业率。
  
• 赶走国外劳工，德国、法国、英国驱除国外劳工。

欧洲所采取的结构类政策破坏了市场机制，供给端效率受损的同时形成了顽固的通胀预期，这是导致出现长期滞胀的根源。欧洲各国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保护政策事实上损害了市场的自发调整机制，限制了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转移和出清，导致供给端效率受损。再加上石油价格冲击，通胀压力大增，总需求管理政策不得不收紧，最终导致经济下行压力也随之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机制是将工资与物价绑定的做法带来了“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形成了持续的高通胀预期。这种情况下，要想稳住通胀，就要承担需求严重萎缩和产出显著下降的代价。

欧洲国家转型后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福利支出增长遇到较大挑战，各国都积极调整过去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对1970年代经济萧条期间大众平民的基本生活起到了保障作用，这明显有别于过去经济萧条期间的经历。社会福利制度有与生俱来的不足，但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后，欧洲各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福利支出增长。例如，北欧福利制度一直在主动调整，比如鼓励老年人推迟退休或重新进入劳动力队伍，鼓励生育，说服年轻人增加储蓄等，都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积极的宏观政策保持总需求稳定，推进改革并扩大开放，转型过程相对平稳

与德国和法国类似，日本经济在经历了1950-1960年代的高增长时代以后，也遇到了经济转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的三重冲击，同时面临着经济下滑、失业和对能源过度依赖等多重压力。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转型阶段，同样面临了总需求不足、产业转型压力增加和收入分配恶化等挑战。

应对总需求不足问题，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个经济体基本都采取了积极的宏观政策。具体表现为顺应收益率下降的趋势而不断调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张政府支出，不再强调财政预算的绝对平衡和对政府债务规模的严格管控。整个转型过程中，三个经济体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持续的通胀压力，转型过程比较平稳，没有承担过多的产出效率损失。

应对生产率增速放缓，三个经济体非常重视通过结构性改革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是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更重视市场的作用。例如，日本应对传统产业淘汰压力的做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管什么行业，只应对宏观经济萧条，且只采取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救助措施；二是有意识地帮助企业把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从该行业退出去，并再投到新领域的“事业转换”措施。

二是鼓励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发展，但主要通过税收激励等间接方式，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三个经济体都制定了鼓励高新技术行业的产业政策和行业目录，并实行了与之相配套的鼓励政策，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减免、优惠贷款和产业补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相关行业。

三是鼓励海外投资，提高国内外的资源配置效率。

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多方面措施支持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如为海外投资融资提供帮助的日本海外协力基金，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成立的日本国家发展组织基金，帮助企业应对海外投资风险的海外投资信用保险制度，以及为海外企业提供咨询支援服务的日本贸易振兴会等。

1989年中国台湾放松了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1991年开始开放对大陆投资, 掀起了一股赴大陆投资的热潮。

韩国80年代以后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开始大幅增加，韩国政府大力支持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在国际人才培养和海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方面采取了众多举措。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个经济体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加强金融监管，这直接导致三者后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始于80年代初，包括利率自由化、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等。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低利率环境下信贷配额现象减少，日本学者认为金融业的过度竞争和不当竞争成为后来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

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分别始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改革内容与日本类似，包括利率自由化、放松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管制，以及资本项目开放。长期来看，金融自由化确实有助于保持宏观政策独立性，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但是，由于监管缺位，金融自由化也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台湾股市从1986年的1000点涨到1990年2月的12000多点，然后到1991年跌到2573。

韩国经历了1997年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监管缺位造成了大量高杠杆举债和金融资产投机行为，不少韩国学者认为这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

社会保障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采用欧洲式的福利社会模式，而是在维持当时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重点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中，日本采取累进税制，对股市投资的资本利得、银行存款利息、各种债券的收益等等征税，对土地和房产征税。日本政府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包括最低生活补贴、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和教育补贴等。这些制度再加上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收入的相对平等。

与日本相比，韩国的福利制度变革相对较晚，近年来逐渐改变了“经济第一，分配第二”的传统理念，通过调节初次收入分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改善非正规就业工作环境等方法，缩小收入差距。

四、政策启示

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市场自发的需求不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过去之后，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会显著放缓，与之相对应的是私人部门的自发性投资增速也会下降。

在市场自发的总需求不足环境下，如果政府采取了积极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市场自发的需求不足，总需求还能保持在合意水平上，就业和通胀也随之保持在合意水平。

在市场自发的总需求不足环境下，如果供给面临着生产效率提升的停滞或者是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会同时出现高通胀和高失业的格局。

面临市场自发需求不足，标准政策工具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欧洲国家并没有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来应对需求不足，事后来看大部分的政策效果不佳，没有起到提升总需求的作用，也没能缓解失业和经济不景气的压力。

与德、法、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比，日本放弃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以后，可以更主动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市场自发需求不足压力。

用日本学者的观点看，日本民间存在严重的过度储蓄，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公共投资的方式吸收了这些过度储蓄，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虽然政府债务/GDP在持续增加，但这并没有威胁到日本的政府信用，没有威胁到日元，没有带来通胀。具体来说：

一是主要依赖总需求管理手段。供给端手段不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应对不当可能破坏市场机制、抬高供给成本，陷入滞胀。二是保护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独立性。三是顺应投资回报率下降，下调利率。四是在通胀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财政扩张有很大空间。

经济进入转型期之后，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需要做出调整，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更加重要。政策的重点是鼓励公平市场竞争，反垄断，削减和取消各种政府补贴；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开放；支持基础科研和教育。1980年代以后，样本经济体中的国家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这些政策的调整更适合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成长，使得这些经济体持续保持在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经济进入转型期后，社会问题会出现新特点，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变过去的社会保障体系。过度增加的社会福利支出受到了很多批判，包括过度依赖福利而丧失工作动力、资源浪费等。为了应对后工业时代新问题，同时也是回应对传统福利政策批判，欧洲学者提出了社会投资战略理念。新战略不再强调通过收入分配达到平等，而是强调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在教育与培训方面的救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能力。具体的案例包括：英国减少对青年和失业群体的现金补贴，增加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能力的开发项目；英国、新加披、加拿大等国设立儿童发展账户，支持儿童教育；提供合理价格的保育、有薪儿童养育假期、儿童有病时可以休假等三种核心要素构成的女性亲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