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吴飞:疫情为中国家庭财富管理补上了怎样的一课?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家庭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对家庭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思考”。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吴飞受邀撰文,围绕疫情对中国家庭财富管理的影响,分享最新观点。

2020年中国农历春节可能是我们所经历的最难忘春节之一了。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武汉封城,全国大部分城市限制出行,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家庭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对家庭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思考。

提及家庭的财富管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理财、投资、养老等跟财务相关的概念。事实上,家庭财富管理不仅与财务相关,也有很多非财务的内容。就如同很多人在这次疫情中都发出过“健康才是最大财富”的感叹,新冠疫情也的确给中国的家庭财富管理补上了一课。

家庭日常生活财务方面的后疫情影响

这次新冠疫情对于家庭日常生活的财务有哪些影响,普通家庭又应该如何应对?

我们首先关注医疗费用和康养费用问题。这次国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是渐进式的,根据1月23日宣布确诊新冠肺炎为“法定传染病”,确诊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医保和财政兜底,无需个人承担。4天后,再次宣布疑似病例的医疗费用也由国家支付。这无疑给了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极大的宽慰。但政策晚于最初疫情爆发的时间点,所以也有部分更早的患者无法享受免费医疗的覆盖。同时,因为集中爆发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许多患者无法及时确诊也需要先自费治疗。更进一步,因为国家政策只涵盖了确诊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检查费用根据地域不同也有差别。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冠肺炎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治疗方案也是在摸索中完善的,目前不排除出院后仍需要有康养费用的问题。

其次,如果说医疗和康养费用可能与患者息息相关,那么收入和后续财务损失可能更加与大部分人相关。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国内大部分地区采取了等级不同的限制出行、停工、停课等应急措施。对普通工薪及个体工商户家庭而言,有可能面临短期收入减少或无收入的情况,家庭现金流将面临考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较轻地区的制造业正在逐渐复工,服务业可能仍需要时间,而疫情较重的地区目前还没有时间表。因此,给家庭带来的直接收入影响可能长达2-6个月,而大部分家庭的支出是相对固定的,考虑到部分家庭还有长期负债如房贷、车贷等,受到的影响会更明显。更严峻的是,许多中小微企业由于无法承受疫情期间的停工停业而面临生存危机,一旦传导至家庭,将会带来部分家庭的失业和较长期的收入减少等问题。

困局已在眼前,受到影响的普通家庭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常常讲家庭财富管理中需要关注长期规划和风险管理,本次疫情其实就是对家庭财务安全的一次全面体检。针对疫情带来的问题,建议大家未来做好以下几点:一是,配置适当的保险产品。即便无法被纳入国家免费医疗时,也可以补充社保费用的不足。二是,准备3-6个月的紧急备用现金。金额以每月家庭固定支出为计算标准,包含生活支出、房贷支出等。三是,关注家庭负债结构,做好意外发生的压力测试。

家庭资产配置的一次“压力测试”

日常生活财务之外,对许多现金流相对松动的中产家庭而言,这次新冠肺炎也不啻为对家庭资产配置的一场大考。中国的家庭资产配置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过于集中,缺少多元化。

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一个特点是在房产类资产的集中。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和美国嘉信理财(高金-嘉信)发布的2018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调研数据发现,中产人群家庭房产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60%以上。这个配置呈上升趋势。而在2019年高金-嘉信的报告中显示,中国部分拥有富余资金的家庭,过去一年的投资组合中,房地产投资的占比由25%上升至33%,并且有45%的受访者表示要在未来的财富规划中增加房地产的投资。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是明显的:今年1月,重点18城二手房成交量出现大幅减少,环比下降38%,同比下降27.3%。另外,许多新富人群在过去几年开始把投资在房地产上的组合从住宅性房地产转移到商业性房地产。很显然,这次的疫情中商业地产成为了最受冲击的板块之一。可见,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新富人群,家庭资产都会由于房地产配置过于集中而在这次疫情中受到影响。这并非此次疫情独有的现象,美国在H1N1疫情的第一个高峰期,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就有房地产,回撤达到12.72%。

还有部分中产家庭的收入主要是依赖自有小微企业经营收入,其家庭的主要资产就是自由经营的小微企业,如餐馆、美容美发店、服装店、快递服务站点等。这些小微企业大多集中在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与2003年SARS时相比,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明显是上升,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达到59.4%。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摆,第三产业中的零售、住宿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快递物流等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些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困境和倒闭潮势必影响到资产和收入主要集中在这些小微企业的家庭。

年后A股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快速反弹,创业板甚至创新高。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在全球股市齐齐下跌的影响下,A股也呈现出过山车似的行情。年后股市好转的财富效应使得饱受疫情之苦的普罗大众减轻了对疫情的过度关注。但是缺乏完全基本面改善支撑的股市上涨都是很难持续的,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体现,目前的市场上涨的主要动力源自流动性驱动。如果过于投机,将资产盲目集中在股市,追逐市场上涨,很可能会导致类似于2015年“牛市”泡沫破裂后带来的损害。投资者不该寄希望于集中资产在A股“抄底”疫情来博取短期超额收益。

总体而言,新冠疫情是对家庭投资组合的一次意外冲击,任何过度集中的资产配置都是致命的。缺乏多元化,也就缺乏应对突然的冲击影响的能力。所以这次疫情可以理解为一次对于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大考,暴露了很多存在的配置问题。而应对策略就是多元化。比如说,过度投资在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如线下消费、餐饮、旅游等行业损失惨重,但如果分散,同时也投资在医疗、线上消费等行业可以对冲掉风险。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唤醒了中国居民对风险保障的意识。标准普尔曾经做过一个调研,西方成熟的国家,平均家庭财富的20%是放在林林总总的各类保险上的。而中国的家庭在保障型、基础型的资产配置上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对于家庭资产的风险存在低估和误判。

家庭非财务方面的后疫情影响更值得关注

家庭财富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非财务的,比如人力资本、心理健康和家庭结构等等。这次新冠肺炎可能对后疫情的家庭非财务方面产生哪些影响呢?由于非财务的影响并不像财务影响一样直观,往往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我们可以结合过往的案例经验来了解一下。

疫情后的心理健康是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以SARS为例,《Emerg Infect Dis》2004年的文章显示,在香港一家康复医院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50%的SARS康复患者表现出焦虑,而约20%的则表现出恐惧。一些康复患者显示出一些负面的心理影响,其中包括失眠和抑郁。一些重症患者无法摆脱抗击SARS的记忆,这些记忆破坏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社会心理问题可能是由于SARS药物(如利巴韦林和皮质类固醇)的并发症所致。服用这些药物的人会掉发,严重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和沮丧,甚至还有一名从SARS中康复的香港医生试图自杀,因为药物并发症使他无法谋生。

除了SARS患者本身外,估计有50%的SARS患者家庭成员也出现了心理问题,包括沮丧、被污名化的感觉等。许多人难以入睡,不断哭泣。同时与SARS相关的负面信息增加了人们对其风险的感知,并导致了非理性的紧张或恐惧。

目前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而心理问题已经在不断产生,以至于影响到个体家庭。首先,和17年前的SARS相比,当前信息流动和传播更加便捷,导致许多情绪的传导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许多人会难以自控地不断刷微博和朋友圈关注疫情的各种信息而陷入信息疲惫导致心理失控。其次,疫情截至目前已经导致了2000多例死亡,由于疫病的特殊性,家人无法像正常亲人离世一样送别和祭奠,也没有办法正常获得亲友的劝慰和陪伴。因此比平常时期的亲人死亡所发生的哀伤反应将会更强烈和持续时间更久,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另外,前期医疗资源不足和应对经验的缺失,也加剧了许多疫区家庭和个人的绝望与恐惧。最后,其他社会现象导致的心理影响,例如医务人员和相关人员受到污名化和歧视也容易导致相关家庭出现愤怒、悲伤等情绪问题。

疫情也会影响到后疫情期的家庭关系。网上流传着一些段子,诸如,疫情结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有网友答拯救餐饮业,包括海底捞、西贝和酸菜鱼。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答案是,离婚。灾难会导致离婚率变高吗?按照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婚姻存在分工。夫妻两个中有一个可以相对专心地工作赚取更高的收益,另外一人相对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疫情来临之后,分工的意义变得不那么大,因为收入降低,差距缩小甚至倒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婚姻的不稳定。源自压力理论的观点认为,家庭矛盾在压力之下被放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因此亲密关系受到挑战。而依附理论则认为,为了应对恐惧人们会选择依附另一人获得安全感从而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

但数据告诉我们,这两者未必是相互对立的。举个例子,有研究者利用中国2000年-2011年四川省数据考察2008年汶川地震对结婚和离婚的影响,发现汶川地震次年,受灾地区的离婚率的确上升了,但是同期结婚率也上升了约两个百分点。无独有偶,查看2003-2010年婚姻数据可知,SARS发生后的2004年结婚率和离婚率也是同时上升。由此可见,灾难的特殊情况可能会促使更多人认清自己的家庭关系和个体需求,从而更加坚定地采取行动,成为后续行为的催化剂,带来婚姻和亲密关系的变化。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应对非财务影响需要更加关注个人心理健康和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大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

首先,普通非疫区个人,适当限制信息的获取途径和获取时间,避免替代性创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需要的人,也会改善负面情绪。

其次,疫区或涉及到疫情的当事人在感觉沮丧和悲伤时尽可能找到倾诉和宣泄的出口,找寻自我存在的价值和生活的美好意义,在需要时或出现异常哀伤反应时应及时求助专业机构进行心理干预

另外,社会良性引导,通过倡导正确的舆论环境和示范行为,尽量避免对医务人员和感染者污名化和歧视

最后,经济学中的个人压力成长模型认为,压力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将疫情带来的压力视作对家庭关系问题的检验,从而一起面对暴露的财务和非财务问题,也是家庭成员共同成长、成为彼此依靠的机会。积极地沟通、表达爱、相互鼓励、换位思考和分享感受也会有所帮助。

从乐观的角度,这次疫情的出现也许给中国的家庭财富管理补上了一节课,就像疫情逼着企业要迭代升级,寻找生存模式。疫情或许也能倒逼国人摒弃落后的家庭财富管理理念,迎接新的方法论和寻求更多专业人士的支持。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对家庭财富管理而言,我们只有精神物质两手准备,才有机会在疫情这座大山面前从容翻越。而当我们每越过一座山丘,就多一点远行的经验,帮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在战胜疫情之后,还能收获更多关于家庭财富的思考。

内容来源 | FT中文网

19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