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政策背景下资本向善与资本伦理秩序研究
财策智库
“在全面脱贫，奔赴小康社会的路上，党中央、国务院又实时提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事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理论性问题。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又再次强调，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要求，还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全党上下必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仅仅指全体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还包括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既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照顾到中低层收入与富起来群体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仅是使全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决定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制度、市场等等，但是，在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诸因素中，资本的力量绝不可小看。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求各个方面必须正确地认识并且要能够把握资本的特性及其行为规律，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要控制资本消极作用的一面，对资本的运行设置了红绿灯。由于资本秩序的紊乱或无序地扩张，有可能恶化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或支出结构，因此，资本对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而言具有双面性，正负作用同时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与运用。
资本有序运行除了法律、市场等基本决定因素外，伦理道德秩序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社会分配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分配后，即财富资源已经分配并固化后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次分配强调的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能够主动自觉自愿地将自己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中低层收入的投资或资助。一个有伦理道德的资本所有者才会将所积累的财富更多地运用于履行社会责任，为大多数底层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收入机会。因此，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通过树立正确的资本伦理观及秩序，引导资本的有序流动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文献综述
01 关于资本秩序与伦理秩序关系的研究
伦理秩序与资本秩序存在一个前者影响或约束后者的关系。陆顺(2022)认为伦理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秩序，无法想象一个毫无道德人性的人会将资本优先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会首先考虑社会效益。但另一方面，资本的多少对于资本的运行者选择什么层面的伦理标准也有很大的作用，资本的所有者或运行者如果资本很少，且个体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很可能选择的是低层次的资本伦理道德标准，即仅以法律、制度的规范作为经营活动的底线。[1]徐阳洋(2022)认为优秀的伦理道德秩序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基础，人们的财富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劳动必须要获得相应的报酬，第二次分配是根据制度的设计，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如财政转移支付等，而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靠资本所有者的伦理道德水平出于自愿的原则，对社会群体主动让利，诸如设立扶贫基金，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等，因此，在第三次分配过程当中，资本所有者伦理水平越高尚，将资本用于公益等投资就会越多，而对于违法违德的投资就会越少。[2]欧阳文杰(2022)认为伦理道德秩序不具有强制性，如果寄希望依靠第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虽然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与理想，不具有全面的具有保障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伦理道德秩序的优化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功能或手段发挥作用。[3]
02 关于资本秩序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
资本秩序与共同富裕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欧阳文杰(2021)认为资本是可以直接带来富裕的机会，优化富裕人群的结构，一定意义上说资本的布局就决定了人们持有财富的规模和结构。通常情况下，资本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拥有财富的机会也越多。合适的资本结构及资本的使用顺序不仅影响富裕度，更影响富裕群体的财富结构，在共同富裕的路上必须有优秀的资本布局和优化的资本使用顺序和秩序。[4]陆岷峰(2022)认为资本秩序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掌握者或运行者，资本可以成为财富积累的最重要的手段，这当中资本的分配结构很重要，当然也包括了金融等可能作为资本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如果掌握在唯利是图、无道德底限、无法律意识等资本家手中，将会极大的破坏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优化的资本秩序前提就是资本的布局结构要合理，资本的使用要充分体现法律、制度、环境、道德规范的要求。[5]徐阳洋(2022)认为共同富裕是资本持续运行的前置条件，可以想象如果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过度不公平，必然会造成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撕裂，有些甚至会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强调共同富裕是资本能够持续经营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成长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财富结构的均衡也有利于资本运行的风险管理与控制以及效益的提升。[6]
03 关于资本的特性与劣根性的研究
资本的特性很多，但逐利性与劣根性是其最主要的两个特性之一。陆岷峰(2021)认为资本特性就是逐利性。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就是要通过资本参与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实现保值与增值，因此，逐利性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如果不能实现逐利，资本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就没有起到生产资料作用，就不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逐利性是资本应用的属性和特征。[7]徐阳洋 (2021)认为资本的逐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但资本的劣根性却很多且始终存在，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就会暴发出来并发挥作用。资本的劣根性包括但不限于贪婪、侥幸、自私、见利忘义等。资本的劣根性是资本的另一面，治理劣根性必须要从治理资本的所有者或运营者入手，只有以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才能抑制住资本的劣根性，发挥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积极作用的一面。[8]欧阳文杰(2021)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存在基础，在经济逻辑上无可非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市场发挥配置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但关键问题资本逐利要有个度、有个环境，有个政策法律的基础，只有在这三个维度的前提下的逐利才是一种正能量的逐利，是对社会有进步的逐利行为。[9]反之如果资本的逐利是以违反法律规定、忽略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或唯利是图，超过了一定的度，这种逐利性对社会发展反而是一种反作用。陆岷峰(2021)还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实质是人的逐利性的体现，资本的劣根性也是人的劣根性的体现，这是因为资本是物，本身并无社会属性，他完全体现的是资本所有者或运用者的意志。因此，扼制资本的逐利性、劣根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扼制自然人的逐利性、劣根性。[7]
04 关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路径的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第三次分配来实现。陆岷峰(2021)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要求一是全体人民的收入能进一步提升，二是贫富差距能进一步缩小，三是中低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超过社会群体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充分发挥第一、二次分配的主导作用，适当应用第三次分配所带来的机会，还要辅之以金融杠杆等加速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10]王婷婷(2021)认为大幅度增加中低层的收入国家应通过分配政策的调整，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职业者第一次财富收入，诸如不断提高低保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至少要跑赢物价上涨的指数，要采取发放购物券等形式来增加中低收入者实际收入来源，不断降低全社会的基尼系数，提升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没有分配的公平和差异化政策就没有共同富裕的基础。[11]徐阳洋(2021)认为应积极加大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投资，特别是公共资源、公共项目的支持力度，因为自然人消费是有极限的，对于公共资源投入的越多，公民会消费更多的公共资源，即使是个人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个人仍然享受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红利，相对于中低层收入者来说已经获得更多的资源或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12]
根据现行的关于共同富裕等话题的研究成果，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01：伦理秩序对资本秩序有很大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作用
02：资本秩序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步入小康社会后，资本的布局及流向顺序直接改变财富分配和布局结构
03：资本由于具有逐利性及多种劣根性，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具有促进和抑制的两面性
04：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很多，目标只有一个是缩短贫富差距，均衡社会财富
但现行的研究成果问题在于一是很少将共同富裕与资本秩序以及伦理秩序等多要素进行关联性研究，二是就资本无序的治理只注重法律、制度的约束，而对已经处于全面小康社会下中国的背景，如何通过伦理道德秩序和结构优化，改变资本无序状态的研究不足。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似乎更多治标没有治本，因此，其效果可能影响到可持续性。[13]文章的创新点本着目标导向，对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与其相关联的资本秩序、伦理秩序进行溯源性、串联性的研究，依据影响资本伦理的基础、伦理影响资本秩序的逻辑、资本作用共同富裕的方向等发展顺序，按照从本向末、从本向标顺序对伦理、资本、共同富裕三者之间进行梳理，得出在以公平为优先原则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树立新的资本伦理观、秩序观，引导资本向善，从而使资本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正向影响力，避免了就共同富裕而研究共同富裕，就资本无序治理而研究资本无序治理的研究做法，这是从根本上夯实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之路。
二、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资本向善与资本伦理秩序的重构
资本有序实质上就是资本能够依照法律和制度及道德规范的要求进行运营，实质上就是坚持资本向善的理念。依据伦理结构、资本秩序、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现资本向善这一目标，必须围绕资本伦理结构重构的重点，打通资本伦理、资本秩序及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内在通道，从而以高尚的道德伦理秩序影响着资本秩序，从而以优化的资本秩序有力地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充分体现资本向善的导向与理想。[14]
01 资本伦理、资本秩序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
制定并设计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资本伦理秩序及资本的秩序，必须探究伦理道德秩序、资本秩序等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理清他们之间的影响逻辑，然后，进行构建高层面的资本伦理结构并进而形成优化的资本秩序才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底层逻辑。
伦理的标准和秩序取决于社会制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设计、理念的基础上，伦理道德的标准与秩序受多种因素制约，其中社会制度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影响最大。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讲逐利性就属于不道德的，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不谈逐利性也是不道德的。当前，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如果资本只知道逐利性而不知道承担必须的社会责任，甚至违法违规侵害大多数中低层人员的利益而逐利也是不道德的。[15]因此，任何社会主体特别是企业家应当分析所处环境，正确认识所处的环境、时代，明确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明确不同时期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至少要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文明程度、价值观，明确伦理道德的底限。
资本的秩序取决于掌握资本的人的伦理秩序或标准及原则
资本是货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物化的形态，作为物或工具本身并无任何社会属性可言。资本本身是无社会性但它又必须体现人的社会性。因而，资本在不同的群体中的运营体现了这部分群体的社会性，所以资本的社会性是掌握这部分资本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正是因为人有善与恶的社会性之分，才有资本无序扩张和资本向善之别。但是如果物掌握在不同群体当中，其社会性就会表现出来，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群体基于利益的原因，社会性十分明显，所谓社会性就是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因此，资本必须体现所有者的意志。人的社会性必须以法律、制度为行为红线，但是人的很多行为并非法律和制度能够全覆盖，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就是要用伦事道德规范来解决。[16]道德规范虽然没有强制执行力，但是软暴力的效果有时甚至超过了法律和制度的功效。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性和劣根性并存
一方面逐利性在一定条件下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又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资本的劣根性，在适当的环境下，就会将恶从可能变成现实。人的经济条件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困难型、温饱型、富裕型，人的经济条件所处不同类型的状态下，其伦理秩序或道德标准有所不同。对于资本来说，困难型其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依法、逐利，利润越多越好，温饱型其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依法、守德、逐利[17]；而富裕型其基本的道德的标准是依法、守德、分利。但由于贪婪是人的一种劣根性，即使是一些人已经步入到富裕层，其道德标准不仅没有坚守分利的道德要求，甚至还突破必须的依法和道德的底线，进行违法、违德经营。
根据以上分析，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除了要借助于法律、制度推动社会财富结构的优化，伦理道德秩序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也十分明显。提高社会人的伦理道德水平，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补充，伦理道德秩序会对人的社会性进一步纯洁、提升，让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在资本运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引导资本向善，为广大的中低层的群体提供更多的增收减支的机会，缓释贫富差距，有力地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8]
02 现阶段评判资本向善的主要测度指标
在步入新时代，践行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的大背景下，资本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是向善还是无序扩大，主要有以下三个主要指标：
是否履行社会责任
即资本是否完全成了逐利的工具，而不顾及社会效益、社会责任。资本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有权支配所属资本，但是，任何资本都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运行的，而社会更注重宏观利益、系统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始终存在个人与社会、短期与长期等矛盾，在我国已经从强调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的共同富裕目标之际，资本如果仅仅作为一种逐利工具，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诸如有些互联网企业通过资本优势对某些场景的介入，运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然后抬高价格，在严重伤害大众利益的基础上获取垄断利润，是比较典型的不负社会责任的行为。[19]
此外，一些资本的投资序列与国家倡导的产业政策格格不入，推高虚拟经济，炒房炒地等等，都不是肩负社会责任的资本运行者，而是社会利益的侵害者。
是否坚持公平正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公平竞争，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有正义性要求。现在有些大资本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以不公平的手段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土地等资源，唯利是图，辗压同行小型企业，在业务交易过程提出过苛条件，极大地影响中小微企业的利益，而市场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也是站在消费者的对立面，很少从消费者角度谈维护其利益，因此，在有些企业的资本运行过程中，既不公平，更无正义而言，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本家作派。
是否腐化奢侈消费
企业家及企业家团队一般都是社会的精英，是资本运用的高手，成功的进行资本运作是企业家最基本的才能与优势。同时企业家也是社会群体的榜样，因此，必须要有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企业家精神。但现实中，一些企业家在完成财富原始积累、实现财富自由后，本人、家属及团队生活可以称为腐化奢侈，个人过度享乐。甚至有些企业的奢侈生活完全基于对社会的负债，最终企业走向末路失败后，以极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这显然极不道德，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家的精神，更是一种严重不道德的行为，负罪于普天之下。
这三个指标可以称得上是民营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分水岭，当然守法尊纪是所有社会主体经营活动的前置条款。民营企业家可能成为资本家，资本家可能从民营企业而来，但民营企业家一定不是资本家。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一定是信守社会责任、坚持公平正义，生活简朴的群体。资本家则相反。但从伦理层面讲，如果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坚持公平正义，平时腐化奢侈浪费，个人过度享乐，虽然你有能力做到腐化奢侈浪费场景，但是资源是社会的，必然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
03 重构共同富裕背景下资本伦理与资本秩序的具体措施
重构共同富裕背景下资本伦理秩序并对资本秩序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必须明确共同富裕背景下资本向善的伦理秩序标准，同时要辅之以可控资源的配合调节、法律和制度的共振才能以系统的力量引导和驱使资本积极向善。
以明确公平优先的伦理导向，优化资本伦理秩序
不同时期资本向善的伦理标准秩序是不同的，其基层逻辑如果发生变化，其伦理标准也就发生变化。
(1)适时提出伦理秩序指导意见，明确资本运行荣辱观。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伦理基础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伦理的顺序也已经改变，资本的流向标准也已改变。我国资本伦理的基础实质是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位置孰为优先，当公平优先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是有道德、有情怀、负责任、敢于担当的企业家，也就是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高于一切，此时哪些是道德的，而哪些又是不道德的，具体标准将由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的底层逻辑转变而改变，正确的资本伦理为先公共利益后个人利益、先付出后收入。对于资本向善而言，除了要根据资本的基本规律，更要加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充分体现资本一切行为以人民利益为主心。否则，失去这些基本前提的资本，做的越大，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也是越不道德的。[20]
(2)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形成资本向善的环境。要通过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资本向善好的典型，不断放大资本伦理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对资本运行的约束力；要通过宣传不断提升社会道德伦理的评判力，不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是非观，形成积极向上向好向善的良好社会环境。对于极少数资本无序的扩张，除了要依法、依规进行严厉打击外，还要进行道德伦理谴责，形成资本运行有形和无形的轨道约束力。[21]
以资本向善为导向，对资本秩序进行整治
伦理秩序要对资本秩序形成有效的约束，必须辅之以相应的资源配置相配合，形成以市场有形的手和道德的强大无形力量的调节。
(1)强化社会资本秩序的治理，保持资本流动的公平性。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少数大型互联网企业唯利是图，全然不顾及社会效益，片面逐利，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使资本盲目扩张及无良资本兴风作浪，严重影响底层人民的生活，加剧了社会阶层的撕裂，因此，必须以资本向善的伦理原则，对资本秩序进行调整与优化。
一是要积极倡导资本向善。倡导资本所有者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资本不与底层民众争利，不以攫取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主动回报社会，要环保绿色，注意保护社会环境、生态等；
其次要倡导资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要积极提升资本的社会效益；第三资本不能成为浪费社会资源的工具，虽然资本的所有者有权支配资本运用的方向，但是资源却是全人类的，任何群体是没有权利人为过度损耗社会资源，因此，资本所有者应成为节约的典范。[22]通过资本秩序的整治，形成资本积极向善的场景，推动资本向善伦理秩序的形成，对社会形成面上的更好的导向作用。
(2)资源配置导向化、目标化。要积极应用经济杠杆配合伦理道德条款共同对社会资本秩序的调节。一方面要对要第一、第二次分配政策按照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原则重新审视与优化，提升第一次、第二决分配在政策上向中低层收入者加大资源配置力度，因为依靠第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弹性空间不是太大。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及社会可控资源要加强对资本存量及新增量流向的牵引或调节力度，比如当前的商业银行信贷杠杆的投向要与资本的向善和分利的状况进行挂钩，对于资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资本向善的就积极给予加杠杆，而对于资本向恶、无序扩张的，要严格进行资源配置，甚至存量的配置也要进行大幅度减少，形成经济资源上的约束，与伦理道德约束要求与结构保持一致，提升道德伦理秩序的作用效果。共同富裕背景下，不能让好人、老实人、资本向善的人吃亏。
以法律制度为保障，增强资本伦理约束的强制力
伦理道德毕竟属于非强制力，其有效性基于认同感。但必须不断尽可能缩小伦理道德的调节空间，扩大法律、制度的约束范围，让伦理的作用更加有针对性，有效果。
(1)部分伦理标准应当转化为制度与法律标准，增加制度的约束力。伦理秩序的形成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而成的。不同时期、不同的背景下，社会伦理秩序是不同的，且法律、制度与伦理约束的边界也会发生变化。当前，在以公平为主导的情况下，对于过去以效率为导向背景的资本运行行为，此时可能会上升为法律和制度所禁止或不允许的行为，因此，为了保证资本运行的有序性，可不断扩大法律和制度对资本运行覆盖的管理范围，增加资本的运行约束力，扩大法律和制度的管理范围，让部分伦理要求转化为法律、制度的约束。不断推进伦理秩序要求法律化、制度化，提升伦理秩序的效率与效用。[23]
(2)将资本秩序列入企业考核指标，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纳入企业评价体系。本着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原则，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资本运营结构要定期进行评估，特别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等，进行穿透式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要纳入到企业的考核管理当中，要定期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企业要对其资本运行效果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公告，对于社会媒体的各种责疑要及时给予答复，通过考核导向将企业的资本运行纳入到正常轨道上。
三、结语
总而言之，共同富裕目标是我党当前重要的发展战略目标，任何影响和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因素都要进行调整与处置，资本的无序扩张确实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形成有较大的冲击，基于完善法律、强化制度、严格执法的基础，通过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新型的资本道德伦理秩序，引导资本秩序正常化，推动资本向善，抑制资本的劣根性，从而让资本成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强力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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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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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文章出处：《金融理论与教学》
责任编校：冯秀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创新与政策研究”(20BJY114)；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金融市场风险管控长效机制研究”(20EYB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丽萍(1983-)，女，江苏灌云人，中级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等；陆岷峰(1962-)，男，江苏金湖人，教授，南京大学博士后，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金融文化研训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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